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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市政参与的制度化、合法性及参与限度问题 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既然与市政体制变动息息相关，那么，在民间市政参与的过程中，既有的国家法制和市政制度，是否为民间参与市政提供制度性保障？是否赋予民间以参与的合法性？又在多大程度允许民间参与市政？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何一民在探讨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现代化趋势时，对近代中国市民阶层参政议政兴起与发展的经过进行了梳理，认为清末民初是以地方绅商为代表的早期市民阶层参政议政，清末立宪自治运动之后，部分城市居民有了选民资格，各城市市民已开始参政议政的实践。民国以后，城市公民资格得以确立，市民有了更多的参政权利。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确立市民具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诸权。而近代合议制度的初步形成，是近代城市行政早期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明显进步。何一民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制度化问题的论述，侧重于法律文本的分析。(43) 刘春林纵向梳理了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的历程，论述了市政当局对促进民间市政参与及其制度化所做的努力。德占时期，青岛商界的市政参与主要由1902年成立的华人议事会——中华商务公局作为代表实现。沈鸿烈执政青岛时期，以市长为首的市政府，在促进民间参与市政方面，进行了制度化的安排，如资助专门的市政研究机构和团体，使之发挥城市智囊团的作用；设立经济讨论会、卫生事务讨论会、编纂委员会等，使市民得以参议市政。在市政当局的积极推动与鼓励下，官商之间就参与市政经费的筹措和市政工程建设，构成了较好的协作关系。(44) 王云骏对1927-1937年南京市民的政治参与进行了探讨，认为南京市民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构成了市民参与的主要方面。而市民组织与政府的抗争，则试图建立一种社会权力的制衡，体现了市民组织的现代意义。但是，近代中国始终未能实现国家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无法对市民社会的扩展提供真正的制度性保障，本属自愿结合的市民组织，最后成为国家政权实行社会控制的工具，这是整个民国时期社团组织贯穿始终的一个特点。(45)也就是说，市民参与的制度化缺陷，是市民直接参与市政的愿望难以实现的真正原因。王煦、李在全则指出，由于现实政治并没有为近代中国市民直接参与市政决策提供空间，故而民间市政建议行为只能是一种个别的而非制度化的现象。(46)佟银霞对刘纪文主政南京市政时期(1927-1930)南京市民参政的论述，也涉及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制度化、合法性问题。她认为南京市民参与市政的权限得到了扩大，市政参与意识也有所增强。市民通过市参事会加入市政机关，通过市民团体诸如工会、商业协会参与市政、监督市政。市政体制的变动，市政改革的推行，使市民在享受宽敞马路带来的舒适中达到对新的市政参与的认同，开始通过团体形式积极参与，并担负起建设市政的责任。同时，南京商民的觉悟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不断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提出意见建议，主动地参与市政、监督市政。(47) 黄海波通过对1905-1909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地方自治实践进行梳理，指出该局成为官方权力以外的民间权力中心，体现上海华界地区市政管理体制的大胆创新。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该局的这一地位并未得到法律的确认，它只是一个“非法”的民间市政管理机构。(48)白华山深入分析了上海市民是如何通过体制内组织，如建设讨论委员会、财政讨论委员会、上海市临时参议会——参与市政的，指出中小商人的缺席和失语，充分表明了市民参政的有限性和参政市民的有选择性，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参政在近代中国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上海临时市参议会的设立，实则为上海市地方协会与市政府的合作提供了可能，上海工商界通过临时市参议会，成功地实现了与政府的合作，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参政的目的。然而，在国民党政府的强力干预下，上海临时市参议会在上海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逐渐减弱。(49)安克强则将市政纳入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视野中进行研究，分析了上海市参议会为什么没有成为城市居民参与市政的理想组织，并提出恰恰是1930年国家颁布的《市组织法》剥夺了城市居民参与和指导的权力，其根源在于国民党政权不想再看到在大城市出现任何对其权力的挑战和反抗。(50) 学界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制度化、合法性及限度问题的探讨，深化了我们对近代民间市政参与与市政体制变动关系问题的认识。 (四)民间市政参与的类型、方式与模式 有关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类型与方式问题，只有少数研究成果对此给予了关注。方秋梅按照市政主体的不同，将市政类型划分为官办型、商人自治型、商营型三大类。其中，商人自治型、商营型实际上就是民间市政参与的两大类型。(51)宋美云以性质为标准，将天津商会的市政参与分为三种方式，即：组织性参与、政策性参与及组织间合作。这对于从整体上审视近代中国商界的市政参与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52)罗桂林按城市公共产品的不同供应方式，将1927-1937年福州市政分为“官办”、“商办”、“公办”与“官民合办”四种。市政工程为“官办”方式，电气事业为“商办”化，消防事业为“公办”传统，救济事业为“官民合办”。(53)而陈常妹则将商人经营南昌水电公用事业的管理模式分为两种，即商办官督和官办商协。(54) 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论述了民间市政参与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郭文毅、吴宏岐对民间学者季平有关西京(即西安)的城市规划建议进行了评议，认为季平的西京市区规划方案，是目前所见有关西安的最早的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案，但其可操作性不强。(55)王煦、李在全则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民间的城市规划建议和方案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全局性和专业性的特征，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为市政当局规划城市提供了参考。(56)张文宁对宁波近代城市规划历史分期的论述，则论及绅商组织的路政工程局参与城市的规划建设。(57)邹东则梳理广州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民间市政参与，包括：民间对政府市政规划和建设工作的批评；《时事日报》媒体参与规划建设的大型工程项目；市民以行政诉讼的方式参与市政等。(58) 还有个别成果则比较综合地论述了个体城市市政发展过程中的民间市政参与问题。如：王煦对民国时期北京市政建设中的民间参与因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解析，既梳理了北京市政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的民间参与市政，又对民间参与因素对北京市政建设及其现代化带来的影响——积极促进作用与消极制约作用，进行了评估，并指出民间参与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