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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虽然产生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足。 第一，学界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尚未形成充分自觉探求的领域意识。 目前，有意识地就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展开论述的成果很少。不但专著付诸阙如，而且专文亦为数寥寥。如前所述，专文仅见卢汉超有关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的述论，宋美云有关天津商会参与城市公共环境整治的论述，王煦、李在全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民间市政建议和计划的研究，以及民间参与因素的梳理与论析，邱红梅对于近代汉口市民市政主体性意识及王云骏对于民国时期南京市民参政意识的研讨，以及方秋梅对于近代汉口商界、上海商界以及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市政参与的探讨。专文数量少，反映出自觉研究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的学者仍为数寥寥，具有明确的领域意识的历史研究者，更属凤毛麟角。 即便是专文论述，有的也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缺乏充分自觉的认识。有的专文仅仅将民间参与市政作为影响市政发展的因素，而非将其作为影响市政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唯一的相对于官办市政的重要方面。换句话说，研究者对于民间市政参与还只有初步的认识，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独特性及其在近代中国市政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有的专文在内容上实际论述的是民间市政参与，但在概念上却缺少明确的表述，如论述天津的民间(主要是商会)市政参与时使用的是“非政府组织参与”这个概念。关键概念使用上的差别，实际上反映出研究者对于民间市政参与问题有所认识，但又未形成充分自觉的研究状态。 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少见。众多的民间市政参与相关研究，散见于大量研究善堂善会、商会及救火会之类的社团组织的成果中。但民间的市政参与往往被置于地方自治、公益事业、公共事务、公共领域的范畴内，缺乏研究领域的独立性。这固然与研究者既定研究的对象不同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界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缺乏自觉探求的领域意识。 第二，研究尚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缺少整体观照。 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其所涉及的民间市政参与主体，主要是商界，民间组织主要有商会、水会(消防会)、善堂商会等。与此相对应，所论及民间参与的市政领域，主要集中于消防、社会救济、道路修筑以及与基于地方自治的市政管理，其他方面的论述则极为零散。 所涉及的个体城市主要有首都北京及上海、汉口、天津、苏州、济南、广州、南京、青岛、厦门、宁波等开埠城市。所涉及的城市区域主要是江浙、山东、津—京、福建等沿海与沿江的部分相对发达的地区。 相关理论性问题的探讨主要包括民间市政参与的制度化与合法性问题、民间市政参与的类型、方式与模式问题，另外还涉及市政参与与城市现代化、城市现代性问题。 总体说来，学界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的研究还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这种散在的起步状态，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还没有足够深入的结果。应该说，就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整体而言，这些散在的研究也都是十分必要的，它们一起构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基础。但是，作为与市政官办相对而言的民间市政参与，其研究所涉及的市政领域、个体城市、城市区域以及理论问题，及相应产生的研究成果，与既有的官办市政研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样的研究境态，与前述的缺少研究该领域的充分自觉意识一起，决定了既有的研究不可能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进行整体观照。 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缺少整体观照，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我们既有的官办市政研究缺少也是最不应该忽视的学术参照。没有了这样的学术参照，我们的近代中国市政史研究就很难具有真正的整体性。 第三，在史料利用方面尚需拓展。 既有的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相关研究成果，其所利用的史料主要包括：商会档案、慈善组织及救火组织的档案与活动报告等，官方文书如政府公报尤其是市政府的公报、市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官修地方志等，政府机关档案、资料汇编，部分民国时人的市政著作，以及市政专刊。只有少数研究成果比较深入地挖掘了近代报纸中的资料。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相关研究所利用的史料，与近代中国城市史内其他领域，例如近代中国城市建设史尤其是近代中国市政史研究，所利用的史料，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甚至还要窄许多。应该说，这是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起步阶段在史料利用方面存在的一个明显的不足。 事实上，随着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内子领域的不断分化，相关子领域所能利用的研究资料应该更加广阔，而不是更加狭窄。并且，不同的子研究领域，因其研究领域各具特殊性，故而某一子研究领域所利用的史料，一般而言应该与其他子研究领域存在分异或侧重不同。例如，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与近代官办市政研究，是近代市政史研究领域内的两个子领域，它们所运用的史料就应该有一定的分异：后者更多地要利用与市政相关的官方文书，尤其是市政府公报、市政府机关的工作报告、资料汇编等。而前者则不能如此，因为这些官方文书中，往往极少记载民间参与市政方面的信息。这就需要我们在史料利用方面努力拓新。 第四，相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在理论的运用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 所有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方面的相关研究，其所涉及的主要理论，不外乎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理论。这种状况自然与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主要胎息于近代中国史研究腹中不无关系，同时又是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结果。个别专文在论证时，虽然具有了现代性的理论意识，也较好地做到由史到论，但是论证中理论基础的相对欠缺，制约了史论结合的充分展开。此外，个别相关研究成果虽然借用了整合主义的理论框架，这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也许算得上有所突破，但是这种理论框架是否适用于专门性的民间市政参与研究，尚有待实证。 同时，其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史学的实证法，少数成果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如有的将近代青岛与烟台、威海卫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说明了研究时合理使用比较方法的有效性。显然，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待丰富。 因此，从根本上讲，既有的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相关研究成果，在理论的运用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并没有明显突破。在理论的本土化方面，亟待探索。 第五，由于在概念上存在分歧，导致民间市政参与在研究范围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市政”是有关研究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时必定涉及的一个概念。在既有的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相关研究成果中，研究者所持的“市政”概念，存在着严重分歧，有的局限在市政工程建设方面；有的则相对宽泛，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市政工程建设，还包括了市政管理；有的从行政学的角度看待市政；有的则从更为宽泛的政治学的角度看待市政。因此所涉及的民间市政参与的范围自然就有窄有宽，差异很大。 此外，我们的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我们的论述基本上局限于近代中国的民间市政参与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