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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关深化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的一点思考 如果要深化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第一，我们的研究应该在广义的市政层面展开。 在学术界，“市政”是一个充满分歧的概念。如果我们的研究只需要就非常具体的某个局部的市政领域展开，那么，即便是最狭窄的市政概念也无可厚非。但是，就民间市政参与这个研究领域而言，它注定了需要在宏观的市政视野下展开，因为“民间”的存在或出现，相对的就是政府。如果以民间属于社会，官府属于国家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民间市政参与的研究，势必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便是将国家也视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在论证的过程中，也将涉及民间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的问题。因此，我们的论证都必将涉及宏观的政治问题，对于“市政”的界定，不能局限于管理学或行政学的范围，而应该是属于政治学的范围。换句话说，我们应取广义的“市政”概念。 第二，在研究内容的拓展与深化方面，要进行整体性研讨，实行重点突破。 如前所述，目前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处于未充分自觉的散在研究状态，这种状态势必影响我们对于市政发展乃至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全貌的认识。为了尽快促进对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在研究内容方面，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两方面的措施进行拓展与深化：一是要开展整体性探讨，对民间市政参与主体及其市政作为进行全面梳理。就学理而言，市政不仅仅是城市地方当局、市政当局或市政府单方面的事情，还是所有城市人或市民的事情。因此，市政研究不应只关注官方的市政作为，还应该给予民间的市政参与以充分的关照，这样的市政研究才算是比较完整的市政研究。 就事实而言，民间力量或民间人士也确曾参与市政。如果我们对民间市政参与视而不见或不予关注，那么，我们对近代中国市政史或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必定在完整性上大打折扣。 不过，从既有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来看，过去我们主要关注政府是如何办市政的，而且很多研究成果将其作为唯一的市政主体，很少有意识地关注市政发展过程中民间社会力量或市民的参与；即便是有所关注，也通常是作为被控制或被治理的对象而存在，从而容易使研究失之偏颇、浮泛，同时也容易使研究陷于模式化。实际上，任何时段的研究都应该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不论是我们将国家视为社会的相对存在，还是认为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市政史的研究，最终都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社会史研究。而离开了城市社会的基本主体——市民及其组成的各种社团、组织去研究城市，这样的研究注定了将是残缺不全的，是缺少立体感或整体性的。 而要清楚地了解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整体情况，我们就必须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主体进行全面的梳理。从总体上看，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主体，除了个体之外，就是社会团体和社会群体。前述的商会、水会、善堂商会等均属于社会团体之列，商人属于群体之列，也就是说，主要涉及商界。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众多，界别也绝非只有商界，近代中国的学术团体、宗教社团等非职业的团体及其个体或群体，还有学界、新闻界等，均曾参与市政。所以，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市政史，还应该对这些参与市政的民间主体及其市政作为，进行梳理。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全面梳理近代中国的民间市政参与。 整体性探讨即是指要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发展进程与历史影响进行全面评估。 既有的研究主要对商界的市政参与及其作用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但是由于主要局限于商界，且因缺少进行专门性研究的意识而对商界的市政参与尚未有一个系统的梳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对民间市政参与进行综合评价。因此，我们需要在比较、系统梳理参与主体及其市政作为的基础上，对民间市政参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做出全面的评估，包括：民间市政参与在整个市政发展乃至城市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市政演进和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民间市政参与过程中官民关系的演变，民间市政参与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时段的民间市政参与的变化，等等。 二是要实行重点突破。我们应对某些民间组织或群体的市政参与活动进行专门研究。不同类别的民间市政参与主体中，有的以革新市政为职志，有的以争取市政管理权为圭臬，有的则并非自觉的市政参与主体，因而他们对于近代中国市政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大体说来，积极主动或自觉介入市政发展进程的民间组织或群体带来的影响应该更值得关注。因此，对于这样的民间组织或群体的市政参与活动，我们应该展开专门研究。 当然，我们的专门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近代中国市政史本身，还应该置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乃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宏大进程中。因为只有如此，方可以使我们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整体研究得到充实和深化，也才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在具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理论上的提升。 第三，积极挖掘新史料。 由于民间市政参与研究从官方市政资料文本里获得信息有限，因此，我们在收集史料时，除了应该从官方文书、政府机关档案、资料汇编中获取信息，还应该关注民国时人的市政著作，以及市政专刊。 同时，我们还必须发掘近代报纸和市政专刊之外的相关期刊。近代报刊中相当一部分既有官办市政的信息，又有民间市政参与方面的信息，并且往往会反映重大市政举措之后，民间的反应及官民互动方面的信息，以及给城市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一些参与市政的近代中国民间组织的档案资料，现在发掘的主要还只是少数城市的商会、救火会的档案资料，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民间市政组织的档案资料藏在深闺之中，也是需要我们去发掘。外文资料中也有很多反映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和市政发展方面的宝贵信息，这也是我们今后应该注意发掘的一个重要方面。 笔者相信，随着近代史研究数据库的开发与不断完善，档案史料的开放及其利用率的提升，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领域所利用的史料，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拓展。 第四，在研究视野、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应同时注重研究视野的全球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 近代中国市政的发展与世界市政发展息息相关，且深受外力影响，这就决定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市政史，不能闭目塞听，而是应该熟知近代中外关系史、城市对外交涉史，以及世界近代民主化浪潮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影响，注意关照世界市政发展及对近代中国市政发展的影响，同时注意分辨本土因素与非本土因素。 我们在本土理论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借鉴国外的史学研究理论固然十分必要，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避免从国外研究理论或“洋概念”出发，去研究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重相关史料的爬梳，寻找史料背后的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历史逻辑，抽绎出共性。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理论的总结，逐渐形成可以合理解析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的研究理论，从而实现研究理论的本土化。也就是说，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尚需时日，但理论的形成必须基于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第五，适度观照现实。 民间市政参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贯穿近代和当代的重要问题。就城市发展而言，尽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发展侧重点，有不同的现实社会基础或背景，但是有的方面仍然具有相似性。例如：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势必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棚户区改造等市政与民生问题，当民间力量参与其中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民矛盾甚至冲突，或者不同民间市政参与主体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对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研究，应该可以为当下更好地解决类似问题提供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