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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陈垣完成北平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目录《敦煌劫余录》，陈寅恪在其序言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要想在学术上“预流”，获取“新材料”无疑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较早进入藏经洞的斯坦因、伯希和，攫取了敦煌遗书的大量精品，在没有互联网、数字化技术的20世纪初，中国学者很难获取流散英法的敦煌文献，只能望洋兴叹。 幸运的是，从1929年起执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袁同礼，秉持保存旧籍、启迪新知的理念，致力于搜罗学术资料。他本人曾留学美国，眼界开阔，在欧美文化界人脉甚广。袁同礼和欧美几个重要的学术机构达成人员交流的协议，派员出国或学习深造，或调查文献，所获甚丰。王重民、向达1934年奉派分别前往法英两国调查敦煌遗书，便是这一系列计划中最为成功的一例。 拍摄敦煌文献的照片，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雇用专业摄影师、使用专业设备，才能获得质量上乘的照片。拍摄费用初步估计为5000元，这对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来说是一笔巨款。为了筹措经费，北平图书馆于1935年初与清华大学协商，共同出资，所拍照片则各得一份。在陈寅恪等教授的支持下，清华大学同意合作。后来北图还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过拍摄经费。 经费有了着落，王重民随即开始了拍摄。他聘的照相师是位失业的犹太人，此人“专作此项工作，上午来馆摄影，下午在家洗晒”，如此“每周可做出一百余张”。王重民本人则“每日约有半小时时间，亲加指挥与监视，以冀更能减少错误”。 袁同礼原本计划，尽可能把巴黎所存敦煌卷子全部拍摄回来。不过因卷子数量太多，势必不能全部拍摄，王重民不得不选择“于我国文史关系极钜”且“有影印价值者”拍照。所拍摄的卷子，四部典籍与佛典各约占一半，佛典只选择最重要的拍摄。对于拓本和刻本，不论片纸只字，都拍摄一份，“因石本均系唐拓，刻本则最迟亦在北宋初年，均系稀世之珍故也”。此外，又将伯希和手稿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拍摄一份，以备日后研究之用。 与王重民在法国的顺利不同，向达在英国博物馆的工作却困难重重。当时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文献并未编目，且不提供按号浏览的服务，只能由管理者翟林奈亲自检出写卷供阅览。可能是出于保守的心态，翟林奈对向达不够友好，因而向达在伦敦阅览的敦煌遗书总共不过五百余卷。他每阅一卷，都用卡片记录其书名、尺寸、行数，并抄录首五行与末五行，富有研究旨趣的文献用方格抄本过录，重要文献则用photostat拍摄正片、负片各一份。回鹘文、突厥文部分，向达商请英国博物馆照相部拍摄。“照相部职员只有两人，工作甚忙”，因此汉文部分由博物馆介绍R.B.Fleming照相馆承担。 到1939年，王重民、向达二人共拍摄敦煌遗书照片一万余张。卢沟桥事变之前拍摄部分，陆续寄回北平，由北平图书馆善本部写经组负责保管，安全度过了十几年的战乱时期。令人痛心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份，抗战期间转移到南方，不幸在长沙惨遭日军炸毁，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