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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收复伊犁地区，左宗棠一面反对赴俄使臣崇厚签署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痛陈“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谓叹息痛恨者矣！”（《全集》奏稿七，第421页）一面提出“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的方针，并拟定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已近古稀之年的左宗棠老当益壮，大义凛然，表示“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全集》书信三，第535页）1880年5月（光绪六年四月）下旬，左宗棠率亲兵千余人“舆榇出关”，把大营从肃州（今酒泉）迁到前敌哈密，既表示抗俄的决心，也做好了捐躯沙场的准备。1881年2月12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中俄新签了改订的《伊犁条约》，由于谈判代表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和左宗棠的积极备战，伊犁地区的大部分回归祖国怀抱，但仍有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异域。此外，清政府还支付了一笔900万卢布的所谓“赔偿费”。这仍是个不平等条约，但相比崇厚签订的条约，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 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及新疆重归版图后，左宗棠力图“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在经济上，他着力于减轻赋税，修筑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蚕丝；在政治上提出“设行省，改郡县”，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以巩固国家统一。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也是中国近代抵抗外侮史上（除抗日战争外），中华民族难得一见的胜利。这一壮举不但为全体中国人所赞叹，也得到外国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1890年，有位叫史密斯的美国人在他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评论道：“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其伟绩可以这样评论：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卓著的。” 左宗棠的部下和朋友杨昌濬曾赋诗一首歌颂收复新疆的壮举，诗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改造了唐诗《凉州词》中的佳句，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一幕是：西征的清朝大军沿着夹道成荫的“左公柳”，把春天带到边塞，让春风吹拂到玉门关外。 进入19世纪80年代，法国侵略者于吞并越南南部后，继续进攻北越，并觊觎我国西南地区，甚至疯狂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左宗棠清醒地认识到“窃谓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全集》奏稿八，第262页）。基于这样的判断，他立即行动起来，巡视沿江炮台，校阅民间渔团，部署长江口防务，力主援越抗法。1884年（光绪十年），左宗棠在一份“时务说帖”中断言：“迨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全集》札件，第607—608页） 1884年8月23日（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法国不宣而战，其海军袭击了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左宗棠以72岁的高龄及衰病之躯，被任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并于12月14日进驻福州。一抵前线，他立即布置防务，亲自巡视马江两岸，又派军乘渔船偷渡援台。并请移福建巡抚于台湾，迈出了台湾建省的过渡性一步。1885年9月5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临终口授遗折称：“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平生，不能瞑目。”（《全集》奏稿八，第604页）在祖国饱受欺凌、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左宗棠以其铮铮铁骨，报国豪情，“锋颖凛凛向敌”（《清史稿·左宗棠传》），这样一种宝贵的品格和精神永远为后人所景仰，正如有人在一首挽诗中所赞颂的：“绝口不谈和议事（所谓‘和议’实则屈辱投降—引者），千秋独有左文襄！”（《全集》附册，第78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