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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即提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斗争精神和“成仁”“取义”的献身精神。左宗棠不仅秉承先贤遗训，而且付诸实践，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中，他始终坚持抗击外侮，反对妥协、投降。当英国侵略者挑起鸦片战争时，左宗棠振臂高呼：“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当新疆大片土地沦丧，边疆危机空前严重时，左宗棠愤然表示：“何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全集》奏稿五，第403页）为收复被沙俄强占的伊犁，他又“舆榇出关”，并表示：“至马革桐棺，则固非所计矣。”（《全集》书信三，第583页）在中法战争中，他宣称“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如遇“寇警”，“防所既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全集》奏稿八，第263页），其铮铮铁骨、为国效命的精神无愧于中华民族的英雄。 自强、自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左宗棠从救国、救民的目的出发，坚持对自强精神的追求。他说：“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全集》书信三，第570页）此言是多么深刻且有远见，即使在今天，仍可作为全体中华儿女发愤图强、实现中国梦的格言。 左宗棠还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欲知民事，必先亲民”，“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全集》札件，第427页、第270页、第139页），并进而提倡“兴利除弊”，为民造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陕甘主政十几年，坚持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禁种罂粟，举办赈务，振兴农牧，筑路植树，开矿设厂，兴办教育。凡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总是尽力去做。左宗棠为官，不但奉公守法，认真做事，而且严于律己，磊落做人。他拒收任何不正当的收入，俸金多用于捐款赈灾，兴教办学、资助廉吏，正如他在一封家信中所言：“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全集》“诗文·家书”，第196页）。在晚清官场，这是一般为政者很难做到的。时至今日，也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诚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左宗棠不是“完人”，他必然受到历史时代、阶级地位和个人思想认识的种种局限。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不可能跳出封建旧垒，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打上时代烙印，这是毋庸讳言的，也是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