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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那么，理想的新经学将是怎样一种形态呢？ 新经学首先应该是真正的经学。经学应该摆脱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诸子借经学以文饰己说的汗漫形态，回到孔孟时代，原初儒学那种清明的理性精神之中。无论是否“阿世”，汗漫的学术都一定是“曲学”。因此，可以有经学对诸子、佛学、西学的融摄，但不能有诸子、佛学、西学立场的经学。在以往，出于对经学纯粹性的捍卫，形成了道统观念，这一观念在20世纪尽管遭到有意无意的曲解，但其内在合理性不容抹杀。在人人依傍六经的时代，道统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经学的自我澄明。 新经学应该是明体达用的经学。所谓明体达用，最初即表现于内圣外王的基本架构之中。先是孔门德行、文学、政事、言语四科，其次是后世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最后是清儒所谓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从文化系统的角度来说，如同一株大树有其根干枝华，四者分别对应，都与这一基本架构相符。中国文化本就是以生命为中心的。清儒以考据、义理分别汉宋经学，虽然大体符合两系经学的侧重倾向，却没有意识到，每个时代都各有其本末体用之学。体用在清学那里本来就是分裂的。从这个角度来说，20世纪所争论不休的两个观念，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之说，都是对文化的一种粗暴的、机械式的理解，没有意识到本末体用本来是一种有机的关联，不可以随意嫁接。也正是因此，新经学不仅应该具有引领及反思时代精神的新义理之学，也应该形成以新义理为基础的，新的考据、辞章与经济之学。借用时下流行的西学术语来说，新经学便是要重建以经义为基础的新哲学、新史学、新文艺学与新社会科学。 新经学应该是继往开来、新新不已的经学。今天，尽管许多接续传统的努力值得尊重，甚至也是初学者的必由之路，但经学不应该止步于以往的学术形态，满足于做一种有经学立场的学术史研究。也不应该简单地用旧经学之中已经不合时宜的形态来画地为牢。新经学应该回到仁智一体的德性视域之中，重建与当代的精神联系。 新经学应该是对不同知识体系开放的经学。经学将开展与世界不同知识体系的积极对话，经学融摄不同知识体系的过程，便是世界精神实现其自身的过程。鉴于佛学传入以后，经学第二期发展的事实，在未来的经学实践中，除了深化经学与佛学知识体系的对话之外，如何消化已经融合了两大知识体系的西学，将是新经学最重要的使命。 尤其关键的，新经学应该是回归经典的经学。假如以上述期许为尺度，那么由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所代表的，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强调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学，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新经学，特别是其中的新义理之学。以哲学自期的新儒学，在经学中的角色与系统神学在神学中的地位相近。不过，新儒学此前虽然拓展了经学的义理维度，恢复了内圣外王的基本架构，尚远未臻于圆融。客观的原因固然是由于中西学术的广大深邃，难以一蹴而就；主观的因素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儒学义理尽管有本心作最后根据，但无数六经注我的例子已经表明，经学需要一个可以持循的基本尺度，来规范古往今来大量的过度诠释。这个尺度便是回到那些虽然具有历史性维度，但是却在义理上贯通如一的经典之中。六经是古人之迹，但同时也是圣人之迹。圣人之心与圣人之迹，应该是不即不离的关系。换言之，经典是经学的理想在上古至春秋时代那个具体时空中的体现。通过疏释，可以使经典之中那些历史性的大义被还原，逐渐显发其超越时空的微言。这种微言在当下时空的具象化，则是这个时代理想的新经学。对原典的贯通性理解，是新儒学乃至整个新经学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我注六经”根本有别。因为只有能够“六经注我”，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我注六经”，反之亦然。二者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解释学循环。 其二，为了在源头上贞定中国文化，早期新儒家把主要精力放在新义理的探索上，因之顺应20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现状，接纳民主政治作为外王之学。但是缺少从经学大义上的充分疏通与审视，所谓西用还没有内化到经学义理这一本体之中。以至于被后起者单纯贬低为心性之学，而另有所谓“政治儒学”之论。事实上，缺少新义理支撑的“政治儒学”，很容易流于信仰式的原教旨主义。只有重新回到经典，才能在根本上疏通新的经济之学，这是新经学的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