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在延安整风运动发起之前，思想路线难以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面临的一大困境。而六届六中全会后教条主义思想路线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分歧，是严重影响党在抗战时期团结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要统一全党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彻底清除党内教条主义思想残余。这是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内在的本质原因。通过延安整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路线最终得以确立，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思想路线；延安整风；教条主义；毛泽东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起因，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一般着眼于三个视角：一是从党的作风建设的视角出发，认为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严重影响了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不清除这三种恶习，就无以建设起一个坚强的、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 ；二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出发，认为教条主义是阻碍和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因素，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铺平道路[2] ；三是从党内权力斗争的视角出发，认为党内实际存在的各派系之间的角逐，王明等人争夺党的领导权严重威胁到党的稳定，尤其是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构成了威胁。[3] 可以说，上述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揭示和反映了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复杂历史原因及部分历史真相，都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笔者也曾从党内矛盾的视角出发，认为延安整风运动前党内在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严重影响到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4] 。通过近年来的研究，本文进一步认为，党内思想路线的分歧是导致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内在的本质的原因，也是我们理解和认识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着眼点之一。妥当与否，恳请大家指正。
    一、延安整风前党内的思想路线分歧
    
    思想路线是一个政党提出纲领、方针、政策的重要基础，也是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如果思想路线得不到统一，那么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就无法得到巩固，更谈不上统一，其严重后果必然导致党的分裂和无政府主义。
    从大革命失败到六届六中全会的十余年时间里，党的思想路线长期得不到统一。究其根源，主要有三个：
    第一，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直接插手中国党的事务，对中国革命大包大揽，不允许党内出现任何其他的独立思想。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章程》明确规定：各国党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必须接受”，“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并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消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构和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作出各中央机构必须加以执行的决定”。[5] 这一思想在中国党内的体现尤为明显。以帮助中国革命为由，遵义会议之前，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及会议文件的起草都直接干涉，有时甚至是越俎代庖，“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6] ，对但凡稍有违背共产国际指示和对同一问题有着不同见解的同志轻则横加指责，重则予以组织上的严厉处分。在此高压政策之下，中共党内多数领导人只能遵从和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甚至少数人还沦为保卫苏联国家利益、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如“中东路事件”就是一个明证。而像陈独秀、毛泽东等一些有着独立思想的领导人不是被开除出党，就是被排挤在核心层外，其结果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盛极一时。
    第二，党内宗派主义现象严重。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派”虽然人数较少，但由于陈独秀的加入，影响较大。“托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持取消主义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正处于列宁所谓的“二个波间过渡期”，“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因此，他们主张党“放弃革命之企图”，主要通过做一般群众工作，转而“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7] 这一言论实际上是要党主动放弃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无条件承认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优先性。其不仅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在实践上也引起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分裂。另外，以留苏学生和有着苏联背景的知识分子为群体的一部分人，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尤其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取得了在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后，俨然掌控了党的几乎全部话语权。这些人完全秉承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旨意，以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段论和城市中心论为理论核心，主张革命”无间断性”的“高涨论”，认为现时的革命“已经必然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革命”[8] ，这就在实际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仅如此，他们还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并且以“肃反”为名，在党内大搞宗派主义，极力打击报复党内、军内持异见者，“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9]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汲取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尊重事实，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主张中国革命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这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终形成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更换频繁，党内始终难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前后不到八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主席、常委先后就更换了十几人，而瞿秋白、向忠发、博古等人还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真正的领导人却是背后的罗明纳兹、李立三、王明等，即使是中共中央也时刻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制肘和操控。在此期间，上海的临时中央居然与各根据地之间曾几度失去联系，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各根据地根本无法得到有效地贯彻和实施。这种状况很难使得党内形成稳固的领导核心，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思想路线。
    不仅如此，党内的这种思想路线分歧，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伊始就表示要“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10] ，但是，现实中党员的成分却极为复杂，几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成员都有，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据统计，1928年六大时，党员的成分分别是农民占76.6%、士兵占0.82%、知识分子占7.2%、其他占3.5%、工人只占10.9%。[11] 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党与无产阶级是经常处在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封建残余势力的包围中。”[12] 因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广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党外受小资产阶级的包围，而且在党内也受其包围。即使是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13] 不可否认，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的积极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和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自身的缺点也非常多，主要是缺乏政治远见，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严重。这在党内表现的非常明显：“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14]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其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把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政党。
    党正式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是在八月失败后。八月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党内的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流寇主义作祟，致使党在军队内的绝对权威难以建立，党委通过的决议也难以得到有效贯彻。1929年9月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九月来信”）中，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要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指示红四军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15] 随后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九月来信列举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和“盲动主义”。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的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如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6] 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有计划地进行全党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7] 应该说，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党的建设本身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由于此后不久左倾领导人全面推行极左路线，在“盲动主义”政策指导下，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仅没有得以肃清，反而进一步得到发展。
    遵义会议[18] 和六届六中全会虽然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以及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19] 。以至于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还指出：“不仅普通的党员，而且有不少相当负责的干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许多同志的思想意识中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20]
    二、党内思想路线分歧是引发延安整风的根本原因
    
    党中央经过长征转移到陕北后，随着政治环境的相对安定和政治路线的系统解决，大规模地进行党的建设，改造党内思想和作风，便成为党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认为，在由“武器的批判转向批判的武器”和“由秘密转向公开”之时，党所面临的事情“更多、更复杂、更麻烦”，“任务更重”，因而提出重新教育干部，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培养坚强的、独立的干部，加强党内的思想斗争，是党在当前的几大基本任务。[21] 党内工作重心之所以转移到思想建设上，这与历史上党内长期的思想路线分歧有着必然的联系。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内最主要的思想分歧仍然是教条主义思想路线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尽管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口头上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1940年3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22] 这实际上是对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一个公开挑衅性行为。这一事件表明党内思想路线的分歧依然是尖锐存在的。因此，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便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据有关文献资料显示，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就此解决长期存在的党内思想路线问题，但鉴于共产国际没有同意而暂时搁置起来。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23] 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无疑与中共中央的想法产生了抵牾，不仅让中央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得不到及时解决，而且也让王明等人更加相信共产国际对自己的信任，更加坚持自己的错误思想路线。
    就在中央为解决党的历史问题产生困惑之际，恰好王明的小册子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也给毛泽东解决党内思想路线分歧提供了启示。毛泽东认为，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绝不能采用单纯的组织方式简单地加以解决，而是存在一个耐心解释说服的过程，即通过理论阐释和历史、实践证明，让事实（实践）来检验孰是孰非。为此，1940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关于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审查委员会，负责对党的历史上重要文献的审查与编纂。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一工作是为党的七大召开准备相关材料。但在审核这些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这使他对党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地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对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形成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毛泽东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皖南事变爆发后，毛泽东更加确信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还有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24] 因此，毛泽东认为，不弄清思想路线问题，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于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的材料。编写党内秘密文件的核心思想在于突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揭示“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的发展造成的恶劣影响。值得提出的是，在整个秘密文件尚未系统编纂完毕之前，毛泽东便把一部分文件编为《六大以来》，并且在1941年11月中央学习组下发的《关于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内容的通知》中，作为八十三个必学文件之一。[25] 1943年8月，毛泽东又主持编辑了《两条路线》，作为进一步整风学习的更为系统的材料。《两条路线》以《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为主要资料来源，共收录131篇，挑选了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26] 可见，编发党内秘密文件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历史来说话，为大规模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做好思想准备。
    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以后，为配合解决党内的思想斗争，毛泽东还专门撰写了 《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文章分九个部分，对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中共中央的七个决议和指示，当时一位中央负责人的一篇指导性文章，以及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一个决议，逐篇进行分析和批评。这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27] 该篇文章的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彻底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思想以及教条主义对党内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影响。但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甚至在党内也没有作任何传达，而是长期搁置起来。直到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再次看过这篇文章后，作了一些修改，最终将题目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才得以公开发表。[28] 毛泽东在解释延安时期未发表的原因时说：“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29] 但从毛泽东的话语中，不难看出，延安时期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在理论准备工作尚未成熟之前，而仅仅希望通过一两篇文章来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但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关于思想改造的理论文章发表、并在中央范围内广泛宣传、学习、讨论之后，开展全党大规模的学习整风运动，统一全党的思想，不仅时机已经成熟，而且也成为全党多数人的共识。
    此外，1945年4月20日，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毛泽东对为什么要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进行了说明：“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轻骑队'、‘西北风’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30] 这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真正原因所在。
    三、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是延安整风的重大成果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胡乔木曾评价说：这个运动“扫除了一九三一年以来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帮助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脱离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转入无产阶级立场，因而使党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并且使整个党空前地团结了起来。”[31] 杨尚昆也指出：“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32] 他们的这些评价都是极为中肯的，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共匪的干部对于科学的方法并不是生而知之，乃是由于训练而发生的效果。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33] 蒋介石认为，这是中共最大的成功。因此，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是延安整风的重大成果。
    延安整风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运用和发展的问题。延安整风运动的着眼点在于解决党内的思想路线分歧，因而正确的思想路线必须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具有普遍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国的革命实际紧密联系，方能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4] 所谓“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指的就是合乎现实需要的创造。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如何正确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这正是延安整风运动在思想路线上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延安整风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方法与中国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才能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逐渐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正如1943年5月，毛泽东在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经验教训时所指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5] 而王明教条主义的失败，根本原因就是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尽管他们口头上谈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但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因而，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运用和发展的问题，也是正确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准。
    第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既然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是错误的，那么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什么？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正是在批判教条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就一直在党内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的经验：“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36]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同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7]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向何处去”时指出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我们的民族达到解放之路。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38] 。这就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系统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内容，并且教育全党怎样去做到实事求是。这些都在他撰写的延安整风的基本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和科学的阐释。这一科学阐释，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内涵，而且使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第三，开创了党内思想建设的良好范例和先河。延安整风之前，党的历史上有过数次“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是“肉体消灭”的残暴的阶级斗争手段。但这些运动除了增加党内的“红色恐怖”、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的损失外，无一取得了思想改造的成功。而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开展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民主的和平的方式进行党内思想改造，不仅符合人的思想认识与发展过程的基本规律，而且更有利于保持党内的团结与稳定。对于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延安整风并不是持“一棍子打死”的全盘否定态度，而是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在延安整风中，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都对自己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王明也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完全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39] 但在七大上，周恩来仍然被选举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成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重要的一员；张闻天也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而博古和王明则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注下当选为中央委员。正如毛泽东所说：“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显然，党的七大之所以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这与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思想路线的统一和确立是分不开的。
    作者简介：郑志飚：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硕士生导师；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永：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博士；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
    注释：
    [1]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参见蔡世忠、郑志飚主编：《延安整风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61页。
    [5]《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0页。
    [6]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9、387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53页。
    [8]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97页。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
    [10]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11]《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8页。
    [12]《中国共产党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529页。
    [13]《中国共产党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时期》，第531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487页。
    [15]《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16]《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4页。
    [17]遵义会议对王明路线有一个妥协，认为王明的军事路线虽然是错的，但是政治路线却是对的。这一妥协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唯一的选择，究其原因一是当时主要解决军事路线，没有时间讨论政治路线，二是各军团长都在长征中，无法集中起来讨论。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
    [1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9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4-175页。
    [21]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延安发行（内部版），1940年，第3页。
    [22]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724页。
    [23]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65-266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11页。《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选集本两种，均分为上下两册，十六开本，选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组成，由延安新华印刷厂印刷。1941年12月，《六大以来》全集本仅印刷了500套，发行到几个中共中央局、军委等少数单位，不对个人发放。选集本逐一编号、登记、分发给党的高级干部。1947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撤离延安，全集本只在中央办公厅保留几部，其余全部销毁。1952、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对该书作若干调整、补充后，两次予以重印，由内部控制发行。参见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于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25]参见商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PDF版），1995年，第40页。
    [26]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4-395页。
    [27]该篇文章在收入《毛泽东文集》时作了大量删改，以节选的形式命名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册，第339-350页。
    [28]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5-396页。
    [2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4页。
    [30]《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3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32]蒋介石：《军事训练之方针和要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22卷，台北中正书局，1971年，第 386、38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1页。
    [3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3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38]商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第41-42页。
    [39]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6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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