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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名分而论是非” 从宋代的朱熹、程大昌，到明代的朱升、程敏政，再至清代的江永、戴震，清晰地显露着徽州地域儒家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随着时代的发展，程朱理学的“尊德性”弊端日益凸显，本土学人尤为“厌弃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实”，汲汲于朱子的“道问学”一路。换言之，“皖派”朴学事实上就是承继宋儒疑古考实的人文统绪，发掘汉儒训诂名物的考证实学，超越汉宋、陆王之辨，“舍名分而论是非”，倡导“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即由疏证字义入手，兼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复活了17世纪清初大儒的人文主义统绪，也启导了19世纪的一线曙光”。故梁启超称：“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可见“皖派”学者不仅能以实学惠及民众，且能以思想卓越当时，用学术经世之法为时代学术注入丰富的内涵，开辟广阔的研究领域，展现自己在整个“乾嘉学派”乃至清代学术中的耀眼镜像。 乾嘉学术之光明，“皖派”学者与有功焉。然而，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有人言乾嘉学者埋首故纸，皓首穷经，“空慕远古，了无益处”。此语显然有失偏颇，理应视时代背景和个人情志具体而论。在“康乾盛世”的时代，若能精通经史考证之“学”，又能留心明体达用之“术”，当为学者终生的幸运与希冀。“皖派”学者与芸芸士人一样，读书行事皆以学问、人品、政事三者同条共贯，“有一念及其民，则民受一念之福”，以经术饰吏治，体现出修齐治平的儒家气象。职是之故，时人阮元曾言：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此与稽古之学异曲而同工，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 莫道浮萍风乍起，学林自有金石声。回顾历史，乾嘉学术及“皖派”学者已“树风声于当时，标新学于后世”；检视当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拿证据来”的科学性，及“走出疑古时代”及“回到乾嘉去”诸话题，也再次表明“皖派”学风依然深为学界所推重。 （作者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