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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之路的研究，我们至今还欠着对于这条道路的一次全程考察，而冯先生已经引领我们走过了一半。 冯其庸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在1月22日下午由先生的女儿幽若姐告知的：“玉麒兄，您好！我父亲今天中午12:18在潞河医院平静安详仙世。”那一刻，我心里无比怅惘。 回想起10天前，还刚刚与荣新江、孟宪实二位教授去家里看望过冯先生。他比年前我们去医院里看他时瘦了不少，见到我们来，很激动，一下子来了精神，说了很多话。说我们遇到了好时光，可以安心做学问，可惜他自己虽然还关注，已经没有能力从事研究了。又说起到明铁盖调查玄奘东归入境事、去罗布泊事，历历在目，甚至还记得第一次到明铁盖达坂前，我缺氧之后的狼狈状态。在更早一些时候，我和孟宪实一起去医院看望他，他也非常高兴，说到当年在西域的事，拉着我的手说：“你看我走了这么多路，现在却不能走路了。”忽然便哽咽起来。 即使是那样，只要冯先生在张湾住着，我便总觉得会有那么一天，会回到1995年到2005年的那个阶段，先生的电话打过来：“小朱，你计划一下，今年我们再去一趟新疆！”于是，一个月后，我们驰骋在了龟兹盐水沟的山路上…… 现在，先生离世的消息传来，我知道那个邀约同游的电话，再也无法等到。先生的西域之行，终于停止在了2005年前往罗布泊的第十次新疆考察之后。 为冯先生守灵的晚上，看着烛光中的先生遗像，我每每恍惚起来，觉得他还没有走远，脑子里想起的，都是追随他在新疆的一些琐事：一会儿是在莎车的营房里，教我用牙刷蘸了肥皂刷衬衣的领子；一会儿拿着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问我“玉旺昆”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地名；一会儿又是在明铁盖前，他冻僵了的手指在艰难地打开相机后盖更换胶卷；一会儿又是回程的时候，他仰起脖子从贴身的衬衣口袋拿出钱来说：“一起来还是一起走，你还在读书，机票我来买了！” 是的，冯先生每每客气地对别人说我是他在西域的向导；实际上，在那些西域同行的岁月里，是先生的引领和熏陶，使我走上了西域研究的学术之路。 1986年10月4日，我第一次见到了前来新疆讲学的冯其庸先生，聆听了他在新疆师大关于《红楼梦》的讲座。今天翻出31年前的日记，看到我是这样记录了听讲后的感受：“下午冯其庸要来作学术报告，3∶30便与系上的秘书打扫教室。4∶00冯来，讲了三个小时，很有精神，且很认真——来过的几位内地学者，我觉得都对新疆怀有极虔诚和尊敬的感情，作一些报告特别实在，讲心里话。冯先生是江苏人（听口音是无锡人），中国红学的巨擘，考据方面很有成就。晚上8∶30在行政楼四楼仍有座谈。” 作为刚刚开始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青年教师，那个时候的我对于冯先生的了解，仅限于作为《红楼梦》研究的专家而已。听过他的讲座，我以为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因为在那样一个交通并不方便的时代，内地学者带着对新疆的神秘向往，克服重重困难前来者，虽然不少，但也难得再度前来，更何况已经62岁年纪的冯先生呢？然而1987年的8月，冯先生却第二次前来；1991年、1993年，冯先生又第三、第四次前来。 1993年10月5日，他第一次深入南疆考察回来后，专门让陪同前往的胥惠民老师邀我到他在乌鲁木齐下榻的宾馆，与我畅谈南疆的感触，然后一起去博物馆参观。那天我的日记里写到：“冯先生很客气，聊新疆见闻，他觉得西域研究比之《红楼梦》更具有现实、历史意义。”这个振聋发聩的说法，在当时让我大为吃惊，甚至觉得可能是一种对新生事物夸大的称赞。但之后，却发现他不止一次在发言中、文章里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正是这样的认识，使他与西域结缘，于是又有了1995、1997、1998、2004、2005年一次比一次深入的考察，一直到第十次！他十次西域之行到达过的地方，超过了很多一生都在新疆的当地人。冯先生成为了西域的“发烧友”、玄奘西域遗迹的追踪者、新时期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创者、大国学理念的倡导者——西域成为了他《红楼梦》研究之后攀登的又一座学术高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