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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冯先生熟悉起来，并追随他一起在新疆考察，就是在1993年他第四次西域经行之后。在这之前一年，我曾经环游塔里木，因此在冯先生前往南疆之前，新疆师大安排冯先生考察了呼图壁的康家石门子岩画，我有幸陪同，在途中向他介绍了南疆喀什、和田等地的情况。在冯先生开始关注西域以来，我可能是他认识的人中在新疆经行比较多的，因此他不耻下问，将我引为小友。因为这个机缘，1994年，当我考上研究生，重新开始北京负笈八年的学生生活时，向冯先生问学的机会就分外地多起来。 从那以后冯先生的几次新疆之行，以及河西走廊直到额济纳的考察，我都得以受邀追随左右。之前我也在新疆工作，对于广袤的新疆的历史地理考察，虽心向往之，但从经济条件到人际关系，青年时代的我都无法实现。是因为冯先生的资助，我才得以完成憧憬很久的壮游；因为这些壮游，我也有意识读了更多有关新疆的书，从而对新疆增进了更多的认识。 2000年，我博士毕业，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从事起西域历史文献的研究。这个转型，不能不说是受到冯先生对西域热情的感染，以及多次西域之行给予我更多感性认识的影响。在2002年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致谢里，我写道：“冯其庸先生多次西行探访玄奘故道，每次都特别资助我随行考察，我因此得以在十年之中走遍天山南北、黑河上下。先生的心迹，使我在进行历史文献研究的同时，不敢忘记其中应有的现实意义。”后来我做《西域水道记》与《新疆图志》的整理，在地名索引的处理时，对于同名异地、同地异名的高度警惕，无不来自跟随冯先生考察途中跋涉过的语源各异的地方的敏感。今天，当我在校勘即将出版的《新疆图志》地名索引时，看到蒲犁与疏附属下的“明铁盖达坂”时，似乎又回到了与冯先生三上帕米尔、寻找玄奘踪迹的那些时光。 冯先生的新疆之行，有他明确的目的性，就是要感受早年传统典籍习得中的遥远西域和漫漫丝路。在他1986、1987年最早的两次新疆考察之后的游记《西域纪行》《秋游天山》中，都表达了这样的向往。后者开篇即言：“丝绸之路……尤其是新疆，古代称为西域，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地段，也是唐玄奘向印度取经的经行之地。” 如何在今天的新疆大地上体验和寻觅千百年历史中的古代西域，冯先生找到了以玄奘取经往返西域为核心的穿越之旅。十次新疆考察，他逐步深入，从玄奘西行走出今日国门的别迭里山口，到东归入境经行的瓦罕走廊，都一一考察。最后在生命禁区的罗布泊，走完了玄奘在西域的最后一处踪迹。 他的学术研究也在他称之为“西域学”的领域里结出硕果，在最为人称道的《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中，他考证了玄奘东归进入中国境内的瓦罕古道及明铁盖山口。瓦罕古道上的多个山口，究竟哪个是玄奘归途经历，因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因而众说纷纭。斯坦因以“波谜罗川”的大龙池比定作萨雷库里湖为前提，认为玄奘是从瓦罕古道北边的排依克山口进入的。冯先生根据其在玄奘记载中的经历国家、明铁盖地名与玄奘“橐驼数千”故事的吻合，及公主堡、朅盘陀国的地望，将东归山口确定在了瓦罕古道南边的明铁盖山口，当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冯先生提出了“玄奘归国古道”的概念，除了学术的意义之外，它的认定也具有在当代中国弘扬玄奘精神、建立民族自信的现实意义。这个概念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但是多数的研究在另立新说时，用了类似“基里克和克克吐鲁克相对明铁盖要平缓得多”的理由来做替换，仍然是一种皮相之论。一方面，《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关于玄奘归来的途中，为了顺道而放弃所谓的平坦不止一处，归途中“其山叠嶂危峰、参差多状，或平或耸，势非一仪，登陟艰辛，难为备叙”的描述即其例证；另一方面，在瓦罕古道各个山口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侧，究竟道路的平坦程度如何，如果没有做过全面翔实的调查，也不可轻易否认明铁盖的说法。 对于我们而言，冯先生提出的这个概念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玄奘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在帕米尔高原上物化而得以瞻仰。玄奘之路的研究，我们至今还欠着对于这条道路的一次全程考察，而冯先生已经引领我们走过了一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