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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的新疆之行，不仅在其晚年创造了他学术事业的一个新高，也创造了他文艺事业的新高，使他作为一名文学家的古典诗词创作更添豪放雄浑的气韵、作为一名书法家的行草更具纵横恣肆的意态、作为一名中国画家的山水更增浓墨皴染的色泽。 而他的西域学研究，也以他山之石的方式，进入了最为耕耘自适的红学园地里。在2009年新疆“7·5”事件之后的不寻常岁月，他发表了《〈红楼梦〉六十三回与中国西部的平定》的宏文。他分析《红楼梦》六十三回中贾宝玉将芳官改名为“耶律雄奴”后说的话，认为这是曹雪芹在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之后发自内心的对西部平定的歌颂。这个在《红楼梦》以批判时代为常态的例外，被冯其庸先生认为是西部平定深入人心在当代作家笔下情不自禁的流露。在对《红楼梦》的文学文字作出本色当行的细读之外，冯先生分析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自康熙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的国内国际形势，到乾隆平定准噶尔统一天山南北的时事，也一样精确老辣。这不仅是文史互通的典型，也是其对于西域作为中华故土的统一中国理念的学术表达。 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和道义担当，他的西域研究越走越远，甚至不惜暮年衰龄，开始带动时代的步伐。他致力于《玄奘之路》纪录片的拍摄，从1998年以来，就多方寻找合适的机会来宣传“不有艰难，何来圣僧”的文化丝路；他致力于弘扬西域学的研究，从2002年以来，就开始打报告给有关方面呼吁成立西部研究中心。在同样艰难的历程之后，他的这些愿望终成正果：2005年，《玄奘古道寻踪》由他担任首席顾问而由中央电视台开拍并播放，带动了人们对玄奘之路与玄奘精神的探求；也是2005年，人民大学国学院创建，他被聘任为创院院长，在他的主张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同时成立，“大国学就是新国学”的概念为国学学科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2016年的年底，我得到了冯先生从医院托人捎给我的《风雨平生》的样书，几乎一口气读完。第418页，看到他叙述2005年考察罗布泊的感慨：“我的腿一直到这一年的冬天、2006年的春天才开始犯病，不能行走。……罗布泊到楼兰到白龙堆、三陇沙，这些都是靠腿走的，现在却完全不行了。反正我也已走了不少地方了，年岁也九十多岁了，即使不能再走，我也无遗憾了。”心里蓦然一震，想起了几天前他在医院对我说的正好相反的话。是的，当他还能在清晰的思维之中遥想西域的山水却又力不从心时，他的悲哀时时会在暮年的伤痛中涌上心头；但是因为仰慕“玄奘追求佛典精义而万死不辞的勇气”，当他以八十一岁高龄在罗布泊划上了玄奘西域寻踪的句号时，后来的一切又都在所不惜。在矛盾交织的晚年，他战胜了自己，把西域圆满行程的欢欣留在了文字里，留在了可以藏之名山的传记中。 1月23日，我又走在了走过多少遍的前往张湾芳草园的路上，虽然知道那是为冯先生去送行，但又觉得先生似乎还在寓所的那把椅子上坐着等我。长路上，勉强凑成了一段挽诗： 梦里红楼别样红， 还从大漠识穷通。 我翁归去寻常事， 走遍天西再向东。 “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是冯先生西域诗的名句。我愿归去的先生，不再有人世间不良于行的苦恼，在他所倾心的漫漫丝路中，任意遨游东西。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