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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引进西学著作，在西学中求得救国之策、强国之法，改变国家命运，这是晚清知识群体译介西学的初衷。而作为这一时期西学译介的另一主力，来华传教士也有着自己的打算。纵观晚清中西人士在西学译介中的互动和心态变化，虽然在微观层面上因个体、环境差异而各不相同，但在宏观层面上，以社会群体视之，则呈现出一般性特点和规律。这两个社会群体在“救国策略”译介中的心态变化，反映了晚清救国方略探索错综复杂、曲折变迁的多元面相。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译介西学的第一步往往是针砭时弊，采用以破为立、边破边立的方式。在译序或文前，常以较大的篇幅和尖锐犀利的语言指陈中国社会存在的重重危机和症结所在。如1902年1月《万国公报》中的《成材补学荛议》开篇明义指出：“惟自旧畦以望新畛，中隔万丈深渊，即有贲获之雄，万难一跃而过。今欲弥其缺憾，仍不外补以学术……为诸公详哉言之。”在具体行文时，他们往往采用古今、中西，以及各国家各民族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对比，强调双方存在的巨大差距以达到警醒中国民众、促使他们接受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学的目的。如时人即称，“盖尝旷观古今之时变，横览万国之兴衰。而叹日本之崇尚西法。其变化之纯全，功效之迅速，实为天下古今之所不能及也”（《万国公报》，1896年第88册）。 由于晚清知识群体对基督教和西学持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传教士们便不遗余力在译介西学时采用变通、间接的方式输入宗教内容。如在介绍化学知识时，借机引入世界不可知论和上帝设计论；又如引入“凡人生于世，莫不禀受于天，既禀受于天，则知上帝之恩不浅”（《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九辨教邪正），将“天”与“上帝”，“皇”与“上帝”并列互指，都是偷换概念，有意为之。译介中，传教士通过逻辑推理、理论论证、正反案例对比等方法对西学（包括宗教）内容加以主动宣传和调整，而这种调整正是针对华人的接受心态而作出的被动应对。它表现在使西学兼有中学的特征，以降低其陌生性、对立性；或重释中学，特别是古代经典，使其与译介的西学同质。如以“格致”对译“科学”，给传统的“格致”赋予了近代意义。 受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排斥夹杂在西学中的宗教内容，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在西学译介中加入中学因素，或以西学中源、中西同源来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如严复率先辨析中学中的优劣成分，他认为传统道德“其短日彰，不可为讳”，但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推祈而不可灭者”，尤其是“仁义、忠信、公平、廉耻”是“万世不变之道，有国有民，所莫能外”，否则“其群立散，种亦浸灭”。 在不断的沟通和互动过程中，中国知识群体与传教士对待西学的心态逐渐趋于一致，而对于中学的留存和西方宗教的输入则持相反态度。中国知识群体对于保留文化传统和固有习俗等的态度是传教士们难以根本改变的，正如哈里斯（Harris）评论的：“广学会的策略可被称为稀释了的西化，这是因为虽然采用了广泛的宣传，但是对个体接收者则收效甚微。”（《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新教传教士》）1900至1911年间，华人的西学译介数量在增幅上超过了传教士，商务印书馆也超过广学会成为西学译介的主要机构。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统计，这一时期国人通过日、英、法等文共译书近1600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1907年，传教士汲约翰曾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在教会内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在整个帝国随处可见……它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外国力量的控制和影响表现出无法忍受的焦躁。”（《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但是，传教士们仍旧不看好中国由内部力量发动的变革，预言其会像戊戌变法一样以失败告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