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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学人为后学开设国学书目者甚众，但以大学生为对象拟定国学读书书目的并不多，其中较有名者有吴汝纶、梁启超、胡适等人。他们三人为大学生所拟国学书目虽各异其趣，却有诸多相通之处：一是所拟书目均以传承国学为宗旨；二是所拟国学均有学习程度上的层级划分，以适应不同层次大学生的学习需求；三是所拟书目基本上是按传统图书四部分类法分类筛选，这种书目筛选法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所拟国学书目能系统、完整地传承国学。他们关于国学范围的界定、国学书目的筛选、国学书目的分级与分类等问题的思考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的国学教育仍然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 键 词：近代学人 国学书目 国学教育 作者简介：曾光光(1968- )，男，贵州遵义人，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广东 广州 510632 近代中国为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异常激烈的时代。随着西方大学体制的引入与建立，国学在近代中国的学习与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为引导青年学子学习国学，近代中国大学中的国学大师常以开列国学书目的方式为后学指点国学学习的路径，其中较有名者有吴汝纶、梁启超、胡适等人。吴汝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可谓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之一，胡适、梁启超更是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中领军人物，这些饱学之士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起步阶段关于国学学习与传承的思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学人有关国学书目的拟订及论争已多有研究，但多集中在有关“国学书目”的论争过程及其文化影响上①，少有学者从近代中国大学国学教育的视角对此问题展开考察。由于吴、梁、胡三家书目的拟订均以大学阶段的学生为对象，故本文在对此三家所拟国学书目本身展开具体考察的同时，还力图展现他们在为大学阶段的学生拟定国学书目时对国学范围的界定、书目筛选分类方法的选择、书目深浅程度的划分等具体问题上的不同思考。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相当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的国学教育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当始自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从京师大学堂创办的那一天起，如何在近代大学中展开“国学”教学就成为筹办者必须思考与解决的问题。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曾开列《学堂书目》，对如何在大学堂开展中西学教学做出了初步的思考与探索。 吴汝纶于1902年间曾赴日本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学制考察，他开列的《学堂书目》就写成于赴日本考察学制期间。这份书目详细列举了从小学堂、中学堂到大学堂各阶段应学的中西学书目，可谓是一份“会通”中西学的具体方案。在开设学堂书目时将中、西学书籍并举正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真实反映。其实，不管近代中国学人关于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持有何种观点，落实到教育层面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在小学、中学、大学各个教育阶段，中、西学课程各应设立那些具体科目。具体到学生的学习书目上就是在各个教育阶段中、西学书籍的选择与安排。这种选择与安排其实就是一个加减法的问题，在有限的学制时间内，中、西学书目不可能无限制开列。中学书目多(少)一点，则西学书目必然少(多)一点。这个多与少的问题看似简单，但仔细推敲，则事涉中西文化的具体交融，还关系到国学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等诸多问题，在具体层面的安排与落实更不是一件易事。吴汝纶在这个问题上就颇费踌躇。 在日本考察学制期间，吴汝纶曾就如何安排中西学的兼习取舍问题多方咨询日本学界相关人士。他在会见长尾槙太郎时，开门见山地提出：“此来欲取法贵国，设立西学。其课程过多，若益以汉文，则幼童无此脑力，若暂去汉文，则吾国国学，岂可废弃？兼习不能，偏弃不可，束手无策，公何以救之？”②在与日本学者大槻如的交流中，他提出的问题更为具体：“教育之法，全用欧学，似尽弃汉文，亦未免过甚。敝国今开办学堂，不能全废本国旧学，但欧洲科学已多，再加本国旧学，学童无此脑力。若删减汉字，即与贵国无异，将来能汉文者亦少。若删减西学，若何删法？又汉学读书，必须倍诵，缘经史文理过深，不如是不能成诵，殊无益处。若倍诵温习，不能与西学同时并讲，且恐欲求两全，转致两失，如何而可？”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