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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还特别举出“中国专门学”阶段。从吴汝纶的安排看，“中国专门学”的学习年龄在二十岁后，为大学堂阶段后的专门教学，有些类似今天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为说明问题，现将其书目列于后： 经部书目有：“《十三经注疏》《易》(李鼎祚《集解》、欧阳公《易童子问》《程传》《汉上易传》)、《书》(吴文正公《纂言》、阎氏《尚书疏证》、孙氏《今古文注疏》)、《诗》(欧阳公《诗本义》、吕氏《读诗记》、陈硕甫《毛诗传疏》)、《仪礼》(朱子《经传通解》《钦定义疏》、胡竹邨《仪礼正义》)、《周礼》(王荆公《周官新义》《钦定义疏》)、《礼记》(卫正叔《集解》《钦定义疏》、夏氏《训纂》)、《左传》(顾氏《杜解补正》、顾氏《春秋大事表》、李氏《贾服注辑述》)、《公羊》(孔氏《通义》)、《穀梁》(钟氏补注)、《尔雅》(郝氏义疏)、《论语》(古注集笺、朱子集注)、《孟子》(朱子《集注》、焦氏《正义》)、《大戴礼》(孔氏补注)、《逸周书》(卢氏校本)、《说文》(段氏注、朱氏通训定声)、《广雅》(王氏疏证)、《韵学》(《广韵》《集韵》、吴才老《韵补》、顾氏《唐韵正》《佩文广韵汇编》)、《群经》(秦氏《五礼通考》、王氏《经义述闻》)。” 史部书目有：“《后汉书》《三国志》《新唐书》《新五代》《明史》《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通鉴长编》、毕氏《续通鉴》《明纪》《宋名臣言行录》《贞观政要》《唐鉴》《国朝开国方略》《三朝实录》《十朝东华录》《国朝名人碑传集》《三通》《大清会典》《两汉纪》《唐六典》《开元礼》《唐律疏议》《明律》《大清律例》。” 子部书目有：“《老子》《庄子》《荀子》《楚辞》《韩非子》《吕览》《管子》《淮南子》《法言》《太玄》。” 集部书目有：“《文选》《古文辞类纂》(读碑志、辞、赋、哀祭)、曾文正公《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王姚诗选(增杜韩五言古、韩致尧元遗山五七律)、韩集、柳集、李习之集、欧集、王集、曾集、三苏集、归太仆集(以上文)；曹子建集、陶集、杜集、李太白集、李义山集、杜牧之集、黄集、陆放翁集、元遗山集(以上诗，韩、柳、欧、苏等诗已具在文集中)、陆宣公奏议，程、朱、陆、王集。”⑤ 吴汝纶在大学堂阶段之后设置“中国专门学”，显示出他对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真知灼见。中国国学博大精深，有必要在大学阶段之后再设立“专门学”进行系统、深入的学习、研究。与吴汝纶为大学堂阶段开列的国学书目相较，“中国专门学”阶段的书目有所不同：一是书目数量大幅增多，所列书目几乎囊括了中国历代国学典籍精华；二是书目分类有所不同，大学堂阶段的国学书目是分为经、史、文、诗四类，“中国专门学”则严格沿袭传统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有效地保证了所选书目的覆盖面。三是书目的选择覆盖面广、系统性强，这在史部书目与子部书目中表现得尤为清晰，史部书目涉及自汉至清的历朝史书，子部则基本收入了诸子各家的代表之作。总体来看，吴汝纶为“中国专门学”阶段开设的书目的倾向性并不明显，但这种倾向性仍然存在，如在集部书目中所列的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与曾国藩所编《经史百家杂钞》就是明证。 由于京师大学堂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先行者的地位，故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有关大学堂阶段国学读书书目的设计就具有开创性的文化意义。吴汝纶之后，专为大学“国学”学习开设读书书目的近代学者不乏其人，其中以梁启超与胡适所开书目最有代表性。 1922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胡敦元等4人要求而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的前身，原为留美预备学校，分为中等科与高等科。1921年，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至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正式向完全大学过渡。 胡适所开书目列有184种书籍，其中工具书14种，思想史92种，文学史78种。该书目在《读书杂志》1922年第7期刊出后，清华学校学生主办的《清华周刊》的一位记者即来信质疑胡适所开书目范围过窄过深。1923年4月26日，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邀撰写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撰写的这篇文章及开设的书目相当程度上也是对胡适所开书目的直接回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