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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三人为大学生开设的国学书目均有强烈的倾向性。 传统国学包含的书籍卷轶浩繁，从中选取百十种书目作为必读书目或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目，其中必然包含着选择者的倾向性。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为大学堂阶段的学生开列的书目就体现出明显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与吴汝纶本身的学术倾向、政治倾向包括人生经历都有着密切关系。这在上文已经详论，此处不再赘述。 胡适开设的国学书目的倾向性也很明显，其倾向性首先从其分类体现出来。胡适开设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主要分为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两大类。胡适在选择书目时所以偏向于哲学与文学，“似乎是为有志专攻哲学或文学的人作参考之用的”(14)，显然与他自己的知识构成与学术倾向有关。正是缘于此，梁启超在评价胡适为青年学生开设书目时就批评他“如何能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15) 梁启超虽不满于胡适书目的倾向性，但他自己在开设书目时也不能避免相同的问题。如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甲类“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中共开列了38种书目，其中清代部分书目就占13种，其中多与梁启超本人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重点介绍的人物及书籍相关，如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顾炎武著《日知录》《亭林文集》，王夫之著《思问录》，戴望编《颜氏学记》，戴震著《东原集》，焦循著《雕菰楼集》，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康有为著《大同书》，章炳麟著《国故论衡》。这些书籍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梁启超对清代学术流变由复古走向革新，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独特理解。 胡适与梁启超开列的书目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自己的著述录入其中。如梁启超在开列“国学入门书要目”时，就将自己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录入“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中国历史研究法》录入“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胡适则将自己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分别收入“思想史之部”与“文学史之部”。有意思的是，胡适在安排书目顺序时，将《中国哲学史大纲》列于“思想史之部”之首，将《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列于“文学史之部”之尾。若除去“工具之部”不计，书目的一首一尾均是自己的著述，可见胡适的自信，当然，这种自信在相当程度上就表现为一种个人在学术及政治上的倾向性。 近代学人关于大学生国学书目问题的思考之于今天中国的大学国学教育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如关于国学书目分级的问题。大学可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生开设高低层次不同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开设“国学入门书要目”、“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就分别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前者提供给那些希望在国学上有所造诣的学生，后者则是最基本的要求，即所有的学生都必须阅读的“课外书”。又如关于国学范围的理解与划定问题。吴汝纶、胡适、梁启超等近代学人从传统图书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角度去确立国学书目的选择与分类，既可以保证国学书目选择上的系统性，避免片面与偏见，也不至于将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相混淆。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即国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分科大学中的割裂状态。按上述吴汝纶、胡适、梁启超等近代学人的国学书目看，国学书目可大致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整体知识。在今天我国的大学本科以及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设置中，经史子集事实上是被分割到了历史、文学、哲学诸专业中。国学的系统传承不仅需要开设“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更需要系统的专业学习，让那些有志于国学传承的青年学生接受系统的国学教育。梁启超在百年前论及大学生的国学学习时就呼吁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16)，从此角度看，“国学”也应该在大学各专业中取得平等的待遇，占得一席之地，让“国学”以完整、系统、专业的方式得以研习与传承。这恐怕也是近年来国内的一些高校设立国学院或国学专业的一个重要缘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