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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吴汝纶与日本学者对话的两段文字中，“国学”“本国旧学”“汉学”基本是三个并列的同义概念，与之相对的则是“西学”“欧学”。从吴汝纶的提问，可以看出他思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欧学大举传入的情况下，“本国旧学”即“国学”是否需要继续学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本身就显示出国学在近代中国的尴尬处境。当然，吴汝纶对此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国学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重要文化支柱，“岂可废弃？”作为桐城派古文大师的吴汝纶显然清楚国学之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二是如果不弃“本国旧学”，又如何处理“欧洲科学”与“本国旧学”之间的关系及比例？学生的“脑力”有限，时间有限，中西学课程及相应书目的设置、开列就必须务实可行。吴汝纶在日本考察期间拟出的《学堂书目》就是对上述问题思考的一个答案。 按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对学生学习阶段的划分，小学堂为“七八岁入”，中学堂为“十二三岁入”，大学堂为“十六七岁入”，这种划分大致与现代学制中的小学、中学、大学三阶段相对应。《学堂书目》中开设的书目包含国学与西学两大类，由于本文主题所限，此处所论仅涉及该书目所列大学阶段的国学书目，包含经、史、文、诗四个部分，具体为： 经部包含“《诗》《书》《易》《周礼》《仪礼》(资性钝者，去《仪礼》；更钝，去《周易》；更钝，去《周礼》)”。 史部包含“《史记》《汉书》(资性钝者，选读各数十篇或十余篇)、《通鉴》(资性钝者，阅《通鉴辑览》，讲授胡文忠公所辑《读史兵略》)、《大清通礼》、简本《会典》、蒋氏《东华录》《圣武记》《湘军志》《淮军平捻记》《先正事略》《中兴将帅传》(朱仲武撰)、《海国图志》《通商约章类纂》、正续《瀛寰志略》”。 文部包含“《古文辞类纂》(读序、跋、书、说、赠、序、杂记诸门)”。 诗部包含“王、姚诗选(五古读阮公、二谢、鲍，七古读李、韩、黄诸公，五律读杜，七律读小李、杜及宋诗)”④。 吴汝纶所开大学堂国学书目包括“经、史、文、诗”四个部分，这种书目分类法显然是取法于传统中国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所列书目能系统、完整地传承国学。仔细推敲，也不难看出吴汝纶的书目分类法与古代中国图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稍有差异。其差异一是剔除了“子”部，二是将“集”部中的文、诗分列出来。所以剔除诸子各家文章，显然与吴汝纶的学术立场有关。桐城派以古文名世，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桐城派还为清代理学的中坚，以维护程朱理学为己任。吴汝纶作为桐城古文一派末代领袖，对文、诗的重视与强调，对诸子之学的排斥都在情理之中。 吴汝纶所列书目带有很强的学派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体现为对诸子的排斥，对诗、文的重视，还体现在其推荐的文部书目中，仅列《古文辞类纂》一书，足见他对桐城派古文的重视。《古文辞类纂》系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所编，为桐城派的第一部古文选本。吴汝纶将该书列为大学堂学生学习国学的重要内容，是试图在大学堂的教育实践中实现与传承个人与学派的文化观。 吴汝纶所开《学堂书目》还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吴汝纶在26岁时就入曾国藩幕，先后在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幕府中长期任职，是晚清湘军军阀集团与淮系军阀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一特殊经历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这种政治倾向在其所列书目中的史部表现得尤为明显。上述史部所选书籍共15部，其中5部则与湘军、淮军有着密切关系，比例不可谓不重。这5部书籍分别为胡林翼所辑《读史兵略》；王闿运所著《湘军志》，该书为王闿运应曾国荃之请而作；周世澄所撰《淮军平捻记》，赵烈文为该书作序；朱仲武所撰《中兴将帅传》，朱仲武曾为曾国藩幕僚；李元度所编《先正事略》，曾国藩为该书作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