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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梁启超在1922年至1923年间就国学书目展开论争时均在大学担任教职。梁启超在1920年以后即将重心由政治转向大学教学，1921年，他受邀在南开大学开设中国文化史讲座，1922年2月他又被清华学校聘为讲师，后又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胡适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在北京大学任教，加之胡适的书目为应清华学校学生之邀而作，梁启超的书目为应《清华周刊》之邀而作，故两人所列的国学书目当主要以大学生为主要对象。 吴汝纶与梁启超、胡适两人虽无交集，但吴汝纶作为近代中国大学的拓荒者之一，他在思考与设计大学国学书目时所面对的问题及思路与梁启超、胡适相较并无太大的差别。这种相似性是由大致相同的时代及文化背景、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的相同身份等决定的。仔细推敲，可以发现梁启超、胡适两人所开书目与吴汝纶所开书目有诸多相通之处。对这种相通之处的发掘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当下大学国学教育相关问题的认识。 其一，三人为大学生开设国学书目均以传承国学为宗旨。 吴汝纶在日本考察学制期间思考的一个文化问题就是：“吾国国学，岂可废弃？”他在《学堂书目》中为各级学堂开列的国学书目就体现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在西学盛行时代对不废国学的苦心与努力。胡适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目的也是为了清华学校的青年学子学习“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⑥。梁启超则以为，学生如果连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都不细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⑦，将国学的学习与传承上升到有无资格做“中国学人”的高度。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吴汝纶于1902年在《学堂书目》中所开列的国学书目是学生的必读书，而胡适、梁启超所开设的国学书目则非必读书了。京师大学堂在成立初期只设速成与预备两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分科大学。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所开列的中、西学书目近乎课程书目，是所有学生的必读书目。从这个角度看，吴汝纶《学堂书目》中的国学书目对于学生而言具有强制学习的意味。1910年后，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设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共7科。在不划分专业的情况下，近代大学培养的是兼通中西的通才，而专业分科，则是培养各类专才而非中西汇通的通才了。大学专业分科的划分使国学的传承面临更大的挑战，梁启超对此认识很清楚：“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⑧，国学的学习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位置。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胡适、梁启超所开列的国学书目并不具有强制性质，只是仅供对国学有兴趣的学生参考，属于“课外学问”⑨。虽说只具有建议性质，但胡适、梁启超都将自己的书目置于“必须”“应该”的高度，胡适、梁启超所以将自己的书目命名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即有强调“必读”之意。这些书目“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学政治经济学，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⑩。对这些国学最基本书籍的学习不仅与国学的传承有关，还与中国大学培养出的学生能否成长为“中国学人”，“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有关(11)。 其二，三人为大学生开设的国学书目均有学习程度上的层级划分。 所谓书目层级的划分，即是根据学生智力程度的不同、学习时间的多寡等标准对国学书目的深浅、数量等方面进行层级划分，以适应不同类型大学生的需求。 吴汝纶所编《学堂书目》的层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学堂的高低层次分，即按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中国专门学分为四级，这种划分法其实是按年龄与接受程度为划分标准。二是在上述四个层级中再以智力水平即他所言的“资性”予以细分。如在经部书目中，他以“资性”水平再分为四个层级：资性不钝者，可读《诗》《书》《易》《周礼》《仪礼》；“资性钝者”，去《仪礼》；“更钝”，去《周易》；“更钝”，去《周礼》。 与吴汝纶以“资性”为划分标准不同，胡适主要从学习时间的多寡角度予以划分。胡适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出后，《清华周刊》记者即致信以为该书目“太深”，且书目达184种，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12)。胡适在答信中又拟出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如此一来，胡适所开的书目其实就分为“最低限度”与“实在的最低限度”两个层级，其划分主要以“时间”为标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是为“有时间的”学生准备，而“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共40种国学书目则是为学习国学时间有限的学生准备的。 梁启超开列的书目本来就是对胡适所列国学书目的回应，故他仿效胡适的做法，在开列书目时也划分为两个层级。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梁启超列出了141种书目，随即又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共26种。梁启超所以开列两个层级的书目，主要也是从时间角度考虑。他在拟定“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时就曾说：“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