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探讨中国知识群体、西方传教士和西学传播的关系时，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互动中的单个侧面或因素。如“买椟还珠”说、“种瓜得豆”说、“一分为二”说等等，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西学传播中双方的联系、互动及相应调适。而以医患关系设喻则比较能够明了晚清中国知识群体与来华传教士以及中学、西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不同群体的心态变化。早在当时，以医患设喻就已被一些传教士提出并加以传播，如林乐知说：“仆与中国诚知之深而爱之至也……如鲰生者尚忍为讳疾忌医，而坐视沉疴之中于膏肓哉！”（《中东战纪本末》初篇）“医国”“良医”等比喻也广泛见诸当时的报端和各类译著。如时人指出：“我国譬如大病之后，贫血之人。”（叔恒《医国与医病》）还有人认为：“盖人有疾病惟良医得而治之，国有疾病亦然，且国家受病之源，也有外邪内邪的分别，虚寒虚热的变动，风急火急的时候，羸症怯症的根苗，更有癣疥之疾，初时不甚介意，后来竟致养痈成患，贻害无穷。”（佚名《医国论》）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批中国有识之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面对惨败痛心疾首。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限于学习西方的“长技”，而仍寄希望于中学和自我改良。如同病人尚未意识到所患之疾的严重而试图以传统中药加以调养，他们大声吁求朝廷“自改革”。如龚自珍曾言“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李绍瀛则诉诸“孔圣人之对症发药，更能毫厘不差，能使病者一服此药，则精神勃勃”（《孔圣会星期报》，1911年第174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受时局变化、西学不断引介等影响，中国知识群体的救国思想经历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体用之分”“道器之辨”的中、西学关系指导思想的转变；由抵制西学到接受西学，由旁观传教士传播西学活动，到主动参与其中，并悉心加以模仿的转变。不少西方传教士也针对中国人渴求救国良策之机，大量译介西学，用“西医西药”诊治病情渐重的封建王朝。而对刻意夹杂其中的宗教思想，则为中国知识群体所警惕和排斥。甲午战争之后，以林乐知为代表的传教士洞察了国人强烈的救国需求，尽量向救国议题靠拢，在译介中加入自己的救国强国建议，努力淡化中西对立。如光绪帝师孙家鼐就称林乐知所译《中东战纪》《文学兴国策》二书，“浏览一过，其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林乐知牧师皆剀切指陈”（《万国公报》，1896年第91册）。 到了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双语人才的增加（出国留学和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使这一阶段西学译介的特点表现为：中国知识分子渐为译介主体，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附属地位走向主导地位。其情形好似久病成医之人对于医理逐渐精通，开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出更好的救国良方，如壶隐在《我也谈谈医国与医病》中说：“国病如此，国医又如彼……乞诉邻家，以求援助，真所谓舍其本而图其末，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耶。”（《吴兴国医周刊》，1911年版）至此，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宗教的主要目的已难达成，而其译介的西学知识在近代中国探索“救国策略”过程中却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本文系2016年教育部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晚清传教士西学翻译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译介”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