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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光宣之交的檄文事件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 李永胜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崩逝不久,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收到檄文一件。该檄文煽动“内乱暴动”,词涉摄政王载沣。檄文封面有“横滨梁缄”字样。梁启超怀疑此檄文是袁世凯党为了中伤、陷害自己而散发的。事实上,该檄文并非袁党伪造,而是朱增澹等人印制传播的。朱增澹等人所制造的檄文事件牵涉到梁启超。日本警察当局起初怀疑梁启超是檄文制造者,并对梁启超进行了秘密调查。康有为、梁启超怀疑光绪皇帝为袁世凯谋害,试图联络和推动载沣惩治袁世凯。檄文有攻击载沣的内容,又隐约冒用了梁启超的名义进行散发。在梁启超看来,这势必对其运动载沣的行动计划造成障碍。梁启超在上海各报发表启事,声明檄文并非自己所造;他还多次致函肃亲王善耆,请其向载沣澄清,自己与檄文毫无关系。
    关 键 词:梁启超 袁世凯 檄文事件
    标题注释:本论文得到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课题“康梁派反对袁世凯活动研究”(项目编号:AS1508)资助。
    作者简介:李永胜(1967- ),男,汉族,山西晋城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350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崩逝。远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朱增澹等5人印制檄文(传单),向国内各地寄送。该檄文攻击袁世凯弑君谋逆,影射攻击醇亲王载沣谋子即位、暗做手脚,号召国人兴兵入京、杀袁世凯为光绪皇帝报仇。该檄文引起清廷内部极度恐慌,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紧急防范措施。笔者曾撰文对此檄文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探讨。①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没有想到,自己被平白无故地牵涉到檄文事件之中。梁启超被日本警察当局作为檄文事件的嫌疑人进行了秘密调查。梁启超在日本收到上海同党发来的檄文一件。该檄文冒用梁启超名义进行传播,其内容除激烈攻击袁世凯外,还对载沣颇有微词。梁启超不得不做出强烈的反应。
    一、日本警察当局对梁启超的秘密调查
    1908年11月中旬,光绪、慈禧两宫先后崩逝,身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朱增澹、沈家康、章梓、张鹏和顾宝湖5人得知消息后,迅速印制了两份檄文,立即向国内各地寄送。这两份檄文对两宫崩逝前后的清廷朝局妄加猜测,宣称袁世凯谋杀了光绪皇帝并可能杀掉继位的皇帝,号召国人兴兵入京杀掉袁世凯为光绪报仇。该檄文还含沙射影地指责载沣为谋其子继承帝位大肆活动。驻南京的两江总督端方于1908年11月26日即收到了该檄文。次日,日本驻南京领事井原真澄也收到了同样的檄文。28日,端方拜访井原,认为檄文来自日本,请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对檄文制造者严密监视并将其驱逐出日本。井原向日本外务省报告了檄文内容和端方的请求。②不久,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檄文,并向外务省作了报告。③收到井原领事和伊集院公使的报告后,外务省转请内务省饬令东京警视厅对檄文事件展开调查。
    朱增澹等人的檄文之一落款为“东京宪政分会会员公檄”。宪政公会为杨度1907年在东京创立,1908年宪政公会总部迁往北京,东京成立了宪政分会。东京警视厅起初曾将东京宪政分会作为重点嫌疑对象进行调查。但该会会员否认向国内发送檄文,并对冒用其名义者表示愤慨。东京警视厅认为宪政公会拥护袁世凯,不应当发送攻击袁世凯的檄文。东京警视厅转而对以推翻清政府为己任的革命党人进行了调查,也没有发现他们有可疑行动。接着,东京警视厅又将梁启超等人列为重点嫌疑对象进行调查。1908年12月3日,东京警视厅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广东人、明治大学学生冯霈(原名冯林若)、卢柱生、赵灼及正则英语学校学生陈宗孟、崔哲文5人“均为梁启超之属下,常与梁有书信往来。此外,据密查确认,在井原领事致外务大臣电报中所报之向南京地区官方、公私立学校寄发申讨袁世凯檄文,即要以袁之首级敬慰皇灵者,均乃以上这帮学生”。④1908年12月11日,东京警视厅的内部报告认为:
    政闻社,则是因袁世凯一派之命令被解散。在保皇党所崇拜之光绪皇帝驾崩后,政闻社几乎完全失去了后台之支持。结果该党为想要中伤宪政公会,便利用其名义,散布排斥袁之檄文。因此,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檄文发送者实乃保皇党政闻社一派人等。据说此前其领袖梁启超曾乘两宫驾崩之凶变,归罪于袁,向清国各地总督发去声讨袁之电报。其后又以自己本人名义向北京方面发去数封电报。另据说梁之胞弟、在美国留学之梁启勋,日下已遵其兄之旨意抵日,往来于东京、横滨,以及其兄所居之兵库县须磨村之间,为保皇党进行各种活动。上述檄文即是在其指挥下炮制出来的。⑤
    不久,日本东京警视厅对早稻田大学学生李榜忠进行了监视,其1908年12月17日的内部调查报告认为,“李耀忠与梁启超关系甚密”,是“檄文发送嫌疑人”。⑥1909年2月1日,东京警视厅的内部报告中,最终确定朱增澹等5人是檄文的制造者。至此,梁启超的嫌疑被彻底排除。
    尽管梁启超确实不是檄文事件的制造者,但日本警察对梁启超的调查并非完全无的放矢。朱增澹的檄文主要攻击对象是袁世凯,而梁启超与袁世凯此时势同水火,并且有过攻击袁世凯之举动。诚如上述1908年12月11日东京警视厅内部报告所言,1908年8月清政府解散政闻社一事大大激化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矛盾。自从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直试图在君主立宪体制下,通过政党合法活动取得清朝政府的部分政权。1907年清廷内部发生丁未政潮,奕劻、袁世凯以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有涉为词,不仅整垮了岑春煊一派,同时加大了对康梁党人的打击力度。在康梁看来,只有去掉袁世凯,他们才有希望重返朝廷掌握政权。为此,康梁采取联络满族权贵等多种策略进行倒袁活动,但迟迟未见成效。袁世凯促使清廷解散政闻社,更使康梁失去了进身之阶,加深了康梁对袁世凯的仇恨。康有为得知慈禧、光绪相继崩逝的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袁世凯谋杀了光绪。他立即写出《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讨袁檄文》等文件,向党内发出讨袁动员令。在《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中,康有为声称“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而袁世凯毒死光绪动机在于,“西后老病渐危,袁世凯惧皇上一旦复权,已将不利”。他号召各埠党人“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而谢天下”。⑦在《讨袁檄文》中康有为再次声称光绪帝为袁世凯毒杀,指袁世凯“司马昭之心,行路皆知之”,号召党人“结团上书,声罪讨贼”。⑧光绪死后四天,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1908年11月18日),梁启超以康有为和他自己的名义致电各省督抚称:“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⑨
    在此期间,身居日本的梁启超一举一动都处于日本政府严密监视之下。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保存有日本政府监视梁启超行踪和书信往来的详细记录。日本警察当局洞悉梁启超与袁世凯的矛盾缘由和康梁一派反袁活动的具体情形。从日本东京警视厅1908年12月11日的内部报告中可知,梁启超1908年11月18日发给各省督抚请杀袁世凯的电文内容为东京警视厅获悉。朱增澹的檄文声称袁世凯“潜通内侍,酖弑皇上”“将又弑新帝篡位”,号召国人“枭袁逆之首以慰皇上在天之灵”。梁启超11月18日电文也有号召杀掉袁世凯的内容。这就难怪日本东京警视厅怀疑梁启超制造了檄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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