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梁启超收到的檄文应为朱增澹等人所印制 梁启超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间给蒋观云信中写道: ……夫己氏之所以陷吾党者,方日出而不穷。昨日上海寄来一匿名檄文(石印物,其纸张系中国制),内多侵及监国之语。而信面写“横滨某缄”,遍寄各处。其必出于夫已氏之手无疑……⑩ “夫己氏”指袁世凯。梁启超猜测檄文为袁世凯党伪造,盗用自己(“横滨梁”)的名义进行散发,目的在于“陷吾党”。《梁启超年谱长编》编者同意梁启超的说法,认为袁世凯“假造匿名檄文中伤”梁启超。(11)该信中对檄文的内容的转述仅有“内多侵及监国之语”几个字。梁启超致蒋观云另一信中提到,檄文“并未指实弟名,不过外有‘横滨梁缄’字样,其措词狠毒,然亦隐约”。(12) 梁启超在报端公开发表的《饮冰室启事》对檄文内容有间接描述,全文如下: 饮冰室启事 顷得内地友人来书,言有人作匿名檄文,遍寄各处,外写“横滨梁缄”字样,中多诡诞之语。闻之不胜骇异。先帝龙驭上宾,凡有血气,莫不悲痛。矧如鄙人曾受一日之知者,椎心泣血,更胡能已!幸而今上皇帝以正当之系统绍登大宝,监国摄政王以亲贤行周公之事,宗社危而复安。先帝所诒谋之宪政,实行有期。此举国臣民于悲恸之余继以欣慰者也。今观该檄文种种悖谬之语,实非鄙人所忍闻。鄙人虽无似,然素性不畏强御,且以有光明磊落自矢,从不屑为鬼域之行。苟有所不慊于当道,自当直抒己见,不避怨敌。十年来之言论无不与天下共见,岂肯为蝙蝠阴飞之行,作射工喷血之举。今见该伪檄文文字芜杂,鄙人虽不文,当不至滥劣若是。稍有识者应能辨之。况鄙人自两年前屏居日本某荒村,读书养志,与横滨相隔千余里。凡在知交皆所深悉。而该伪檄乃写“横滨梁缄”字样,其心劳日拙之伎俩亦可笑也。要之,今日中国万不容再有内乱暴动之举。苟有之,则是自速其亡。鄙人年来于各报中所撰论文,痛论此义,已不啻瘏口哓音。况当国恤叠遭,厄难洊起,岂可更为无谋之举,危及国家。诚恐国中贤士君子或有阿好鄙人者,误认作伪之言,谓为鄙人志事所在,三言市虎,致酿事端,爰登报章以发其隐。鄙人所知只有此檄,此外尚有他等文件与否,僻居海外,非所尽知。其有用贱名或匿名影响以发函件者,皆属伪讬。凡我同志,幸勿轻信。(13) 由于迄今尚未发现梁启超收到的檄文原件或抄件,对于其内容,仅能依据前引梁启超致蒋观云两封信和《饮冰室启事》对檄文内容所作间接性描述进行了解。将梁启超间接描述的檄文内容与朱增澹等人印制檄文内容进行比较,如果三者吻合,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梁启超收到的檄文就是朱增澹等人所散发。为便于对比,在此全文转录朱增澹等人印制的檄文。朱增澹等人印制的檄文共两件,其中一件无标题,全文如下: 拜启者:昨于公使馆员处探悉北京密电云:袁世凯乘太后病危,潜通内侍,酖弑皇上。密召姜、杨各军,入京自卫,将又弑新帝篡位,革匪乘机起事云云。案此则皇上确系被弑。凡我臣民,当知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况革匪入京,大乱在即,我四万万同胞从此无召集国会之望。与其奄奄待毙于刀兵之下,不如各出死力,大兴义师,直捣燕京,声罪致讨,枭袁逆之首以慰皇上在天之灵。生则为义民,死则为义鬼。我四万万同胞其各奋戈而起,毋失此时机,使逆贼得志,我侪受祸。中国幸甚,四万万同胞幸甚。 东京宪政分会会员公檄。 另一件檄文标题为《皇上驾崩之可疑》,全文如下: 皇上驾崩之可疑 龙驭上宾,万姓骇愕。普天率土,哀痛[无]涯。我先皇帝天亶聪明,圣文神武。冲龄践祚,揽万机于发逆初平;大政亲裁,秉国钧于强邻四逼。忧勤宵旰,图治不遑。痛甲午丧师之奇辱,而图强之圣虑益坚;有戊戌更政之壮图,而中伤之贼臣窃发。十年来神京召祸,翠盖西巡;辽左兴戎,腥风东至。圣廑悲愤,果何如耶?方以为皇上春秋鼎盛,臣民被泽之日正长,何期宫车晏驾,遽抱乌号之痛也。呜呼哀哉!惟是变起仓猝,疑窦殊多。哀痛之余,谨以一一质诸天下: 一、朝中立储,党派纷歧,其著者曰醇党、庆党。醇党谋立今帝,而庆党意在溥伦。党醇者为肃邸、铁良、张之洞等诸人。党庆者乃袁世凯辈。 一、自今帝诞生以来,醇邸恩眷特隆,福晋等出入禁闱宫廷间颇为密切,宫嫔宦官莫不交口称德。试问何故须得宫中之欢心? 一、自皇太后训政以来,佞臣权阉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而佞臣权阉亦不自安,虑皇太后百年后。试问皇太后百年后佞臣权阉如何始克自安? 一、皇上未崩之前,以国家柱石老臣之庆邸而使往东陵视。皇太后万寿冗及皇上,已崩之后即喧传太皇病,既而病重,甚而病危,再甚而崩。试问视陵何故?何以须派庆邸?两宫驾崩先后之究竟若何?皇上临崩果病耶? 一、皇上驾崩之夕,仓皇册立太子。时庆邸未回也,试问其时宫廷间大权谁属? 一、数月前某报曾有皇上无疾,而遍国名医颇难揣其作用之说。今乃仓皇两宫先后驾崩,果先者而后乎?抑后者而先乎? 种种疑窦,实使人疑外间喧传岂属尽虚。则先皇帝临崩之惨,尚堪设想耶!凡我臣民,天良具在,盍速兴以慰先帝在天之灵。(14) 从内容上进行对比,梁启超收到的檄文与朱增澹等人印发的檄文,应为同样的檄文。理由如下: 其一,朱增澹等人第二件檄文提出六项质问,其中第一项质问中有“醇党谋立今帝”一语;第二项质问说,醇邸“恩眷特隆”,其福晋出入宫禁“颇为密切”。将两项质问结合起来看,这实际上是说,载沣及其夫人,为谋其子继承帝位,在宫中大肆活动,积极拉拢宫嫔、太监。第五项质问意思是说,清廷册封皇位继承人时,庆亲王奕劻不在场,而掌握“宫廷间大权”的载沣借此机会立其儿子为“太子”。朱增澹等人檄文的这些内容都可谓“侵及监国之语”。梁启超收到的檄文与朱增澹等人印制的檄文在这一点上是吻合的。 其二,由于檄文煽动暴乱,《饮冰室启事》对于该檄文“种种悖谬之语”不便直接引述。但《饮冰室启事》隐约透露出,檄文对当时两宫驾崩、新皇帝即位、监国摄政等朝廷政局妄加议论。这与朱增澹等人的檄文内容相符合。《饮冰室启事》中“今日中国万不容再有内乱暴动之举”一句,这明显是针对檄文而言,由此可知梁启超收到的檄文有煽动暴乱之内容。而朱增澹等人的檄文“大兴义师,直捣燕京”的内容,可谓“内乱暴动”。 其三,梁启超说“该伪檄文文字芜杂”。再看朱增澹等人的檄文,其文字确实显得“芜杂”粗劣,缺乏条理和逻辑性。 其四,檄文信封只写“横滨梁缄”,没写“横滨梁启超缄”;朱增澹等人的檄文无一字提及梁启超,没有直接攻击、影射梁启超的内容。梁启超说檄文“未指实弟名”,“措词狠毒,然亦隐约”,这也符合朱增澹等人的檄文的内容。 其五,朱增澹等人的檄文大肆攻击袁世凯,对载沣也有微词。这足以使梁启超怀疑檄文为袁世凯党制造。梁启超当时激烈反对袁世凯,与檄文态度一致;檄文攻击载沣,在梁启超看来,袁党冒用自己名义发送这样的檄文意在离间梁启超与载沣的关系。 综上所述,梁启超对檄文内容所作间接描述与朱增澹等人的檄文内容相符,由此可以推断,梁启超所收到的檄文应当是朱增澹等人所寄送的檄文。这一结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验证。 其一,梁启超收到朱增澹等人之檄文具有时间上的合理性。查日本邮政部门对梁启超通信的逐日登记簿,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08年12月16日),梁启超收到上海来信一封,寄信人署“上海李氏二姐寄”,收信人署“须磨怡和别庄阿八贤妹收折”。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17日),梁启超寄往上海信件两封。其中一封寄信人署“神户泶町一二怡和缄”,收信人署“上海美界铁庄公馆后南海宁路顺征里香山何寓何老爷清逸启”;另一封寄信人署“神户下山町同文学校”,收信人署“上海美界铁庄会馆后南海宁路顺征里香山何寓何大人清逸篆启”。(15)梁启超极有可能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16日)收到上海“李氏二姐”寄来的檄文。“李氏二姐”是化名,真实身份应当是梁启超上海党人、经营广智书局的何擎一。据日本东京警视厅之调查,朱增澹等人最早于1908年11月18日、19日开始寄发檄文,寄发行动持续过一段时间。檄文从东京寄到上海,上海党人收到檄文后寄给身在日本的梁启超,需要20天左右。梁启超于12月16日收到上海党人寄来的檄文,这距离朱增澹等人开始寄发檄文有20多天。考虑到朱增澹等人寄发檄文延续数天时间,上海党人给梁启超寄送檄文可能会有几天拖延等因素,梁启超收到朱增澹等人的檄文具有时间上的可能性。 梁启超应当是在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17日)致上海何清逸(真实姓名为何擎一,又名何天柱)两信中将《饮冰室启事》寄往上海。信件从日本寄到上海需要近十天左右。康梁党人掌控的《时报》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12月27日)最早刊布了《饮冰室启事》。 其二,上海梁启超党人何擎一等有收到朱增澹等人檄文的可能性。梁启超在致蒋观云信和《饮冰室启事》中说“匿名檄文,遍寄各处”。朱增澹等人的檄文,确曾遍寄国内各地。现有确切史料表明,南京、北京、武汉、苏州、杭州等地都发现了从日本寄来的朱增澹等人的檄文。朱增澹等人将檄文寄往上海康梁党人的机关,如《时报》报社、广智书局等处,完全有可能。 其三,冒用“横滨梁”的名义发送檄文,符合朱增澹等人寄送檄文的做法。为了隐蔽自己,朱增澹等人在将檄文寄往国内各地时,用了不同的寄信地址和寄信人姓名,从不同的邮局发出。寄给日本南京领事的檄文“由东京九段及麴町邮局寄出”。(16)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见到的檄文“邮寄人冒用的是东京下谷区下车坂町三十一番地松冈方林之名”。(17)江苏巡抚陈启泰称檄文“信面写‘日本留学同窗会缄’或书‘某校缄’”。(18)湖广总督陈夔龙则称“叠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暨宪政会支部寄来匿名函檄”。(19)据此,朱增澹等人在其寄发檄文的信封上借用一下“横滨梁”的名义完全可能。梁启超在《饮冰室启事》自称“两年前屏居日本某荒村,读书养志,与横滨相隔千余里”,而“该伪檄乃写‘横滨梁缄’字样,其心劳日拙之伎俩亦可笑也”。梁启超于1906年11月从横滨移居兵库县须磨村怡和山庄。尽管梁启超当时不在横滨居住,但毕竟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曾在横滨居住过。对于朱增澹等人而言,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梁启超已不在横滨居住一事,他们冒用其名都没必要太过严谨和认真。 其四,如果梁启超收到的檄文不是朱增澹等人的檄文,而是袁世凯党人所造另一份檄文,但至今没有发现袁世凯党人陷害梁启超的檄文的实物。当时袁党伪造此种檄文,应当广泛散发才能达到陷害梁启超的目的。而檄文既经广泛散发,必然会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当时报界和中外政府会有所反应。但是,查阅当时报纸和中日两国政府档案,只有关于朱增澹等人檄文的大量记录,而未见对其他檄文的记录。从这一点来看,梁启超收到的檄文应当是朱增澹等人散发的檄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