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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我们经过查证指出，《临夏市志》记载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他的这一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将作改正”。只是杨先生把错误推到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身上，显得很不厚道，为什么杨先生在写《墓碑》一书时不去核对一下地方志呢？ 7.《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我们经过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因此，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对于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的说法，杨先生在辩解中说，他的这一说法是引用了郑义和晏乐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杨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说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由《江口县志》的记载可以知道，这一说法是伪造的。 在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杨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显错误的数据。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有关数据的虚假性都是很容易鉴别的，只要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一下这些县（市）的地方志就可以了。但是杨继绳先生在研究这样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时，却连这样简单的鉴别工作都不去做，并且在我们已经指出了他的实质性错误以后，不但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还为自己进行徒劳的辩解。 8.《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我们经查证后指出，《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辩解。在对杨先生的辩解进行评述前，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常熟市志》对三年困难时期常熟县的浮肿病发病、治疗和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做了明确的记载。这一记载如下：“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县内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营养不良性浮肿病，……其发病特点为冬春剧、夏秋瘥。发病高峰时全县有病人4.9万余人，各地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全面防治，办临时疗养院350余处，采取重点疗养与全民保护相结合，以及治疗、休息、营养三管齐下。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万人进行疗养，其中90%以上恢复了正常。……至1962年夏消除，历时两年半。”1960年冬“县内各地出现浮肿病患者，少数病人死亡。县、社卫生部门组织医务人员，对病行集中治疗。”1961年“3月下旬，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县浮肿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为高峰，患者达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页）由此可以知道，常熟县的浮肿病死亡人数应在数百人左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