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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民国时期史地教育的失败，更具代表性的文章应是吴晗的《中学历史教育》和杨遵仪的《中学地理成绩》，分别刊登在1934年《独立评论》第115号和116号上。吴晗对当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4000份中国史试卷的答题情况、杨遵仪对3188份地理试卷的答题情况，分别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和分析，其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吴晗说：“题目全部是极简易的常识测验，是每一个人都应知道的事”，但学生的回答却极为糟糕，如“第二十四题‘二十四史试举八种’”，全对的不到半数，答案亦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是：《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有人说是《儒林外史》《新民史》《列国志》《清朝演义》……，更多的则答的是《春秋》《礼记》《乐史》《中庸》等。“时代的观念最闹不清楚，司马光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答案说他是汉朝人，洪承畴反之，只有几十本卷子肯定他是明清间人”。朝代的顺序亦搞不清楚，“错得最利害最多”，出现诸多如明灭金、南宋或唐灭北宋、东汉灭西汉的回答。当时有一题的答题情况让吴晗最为失望，此题问“九一八事变发生于民国几年，西历几年”，须知这次入学考试距九一八事变仅过去三年，但是却有半数的学生答不上来。因此，吴晗感慨地说：“假如中国人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至少这一答案我们希望都全部答出。结果是答对的还不到半数！”他总结道，“从这次考试的结果来看，很可悲观的是能具有本国通俗历史常识的高中毕业生寥寥可数……这些人而且是四万万人中的优秀分子！” 历史科答题如此，在当时国人认知中与历史须臾不可分的地理科的答题情况亦可想而知。据杨遵仪的统计，3188份答卷的平均分仅在47分，他还指出，当时北平较有名气大学的录取平均分亦大抵如是。学生答题如此不理想，是否是考卷太难？杨遵仪列举了其中的五道题，认为考题“都是极其普通的问题”。然而，学生的回答却非驴非马，诸如哈尔滨省会为库伦、察哈尔的省会为哈尔滨、热河的省会为包头等，而不知黄河、长江、黑龙江大致位置的亦大有人在，以致在答国界沿线河流的问题时，竟多有学生写道“长江与英（与美、与日、与俄等）为界；黄河与俄（与法、与日、与美）为界；黑龙江与英（与日、与法）为界”等。由此，杨遵仪指出，“不是问题太难，而实是程度过差。”像吴晗一样，他亦指出地理（历史）教育失败的危害并提出了具体改进的建议。 不可否认，当下不少人对民国学术的推崇，很大程度上缘于对现在教育体制的不满。诉诸历史来寻求思想资源和解决之道是一个途径。只是，当我们回溯历史时，应谨守学者应有的理性态度和责任意识，尊重历史事实，做好舆论的引导工作。个人的偏激之论能否有利于当前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这些缺少考证的轻率言论导致更多国人陷入迷思，就与我们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本文系2015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经典作家历史人物评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5MLB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