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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世的最后三年，是在重病缠身、工作繁忙、派系纠缠中度过的。他曾说“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他以著书立说、授课演说的一贯做法救中国。三年间著述何止一两部，只是拥有的时间太短，不免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一 梁启超病逝前的数年间，带病超体力、超负荷地劳作，特别是一次误诊，大大缩短了他的生命。从肾脏手术至病故，只有三年多时间，梁启超却以惊人的毅力，创造出卓越的成就。 摧残梁启超身心最直接、最严重的，当属北京协和医院对肾病的误诊。 1926年初，困扰已久的便血越发严重起来。2月9日《致孩子们书》说：“我的病还是那样，前两礼拜已见好了，王姨去天津，我便没有去看。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很多人都劝他去医院诊疗，他不以为然，还调侃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都没有，精神体气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在动手术之前，梁启超始终没把疾病当回事。 1926年1、2月因便血加剧，先入北京德国医院诊疗，2月18日写信告诉孩子们：“我这回的病总是太大意了，若是早点医治，总不至如此麻烦。”3月，转入协和医院，诊断为“右肾生瘤”，遂于16日割去右肾。“然割后血仍不止。”到了8月，病情仍没有想象中的好转起来：“病虽未痊愈偶然便带哑色，但已非红非紫”，还安慰孩子说：“比前次确减轻许多，年余之痼疾，本非三数日所能全治，但药之有效，已灼然矣。” 伍连德医学博士很快就知道割去右肾是误诊引起的:“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了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伍连德对梁启超“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当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他还下了戒令：“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这次意外的误诊和医疗事故，给身体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但无论病情多严重，忠告多严厉，真正的工作狂若无其事。自己说：“大抵我这个人太闲也是不行，现在每日有相当的工作，我越发精神焕发了。”在他给子女的信中，每每隐瞒身体每况愈下的现实，总以报喜不报忧的言辞来安慰儿女们。 身体稍有好转，便欣喜若狂，致二弟梁启勋信中说：“返津服药状况大佳，赤焰净尽，其清若镜，味甘如醴矣。”接着就是无休无止地工作。 繁忙沉重的工作，压得梁启超喘不过气来。1926年10月19日《致孩子们书》说：“我这几天忙得要命，两个机关还有两位外宾，一位日本清浦子爵（前首相，旧熟人），一位瑞典皇太子（考古学者）。天天演说宴会，再加上学校功课，真是不了。”繁忙中常常忘却自己有病在身，“天天被王姨唠叨，逼着去睡。现在他又快来捣乱了，只得不写了。” 同年12月10日《致梁思永书》说：“我近来真忙，本礼拜天天有讲演，（城里的学生因学校开不了课，组织学术讲演会，免不了常去讲演。）又著述之兴不可遏，已经动手执笔了，（半月来已破戒，亲自动笔）还有司法储才馆和国立图书馆都正在开办，越发忙得要命。”繁重工作拖累了未痊愈的身体，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时睡眠不足，小便偶然带一点黄或粉红，只须酣睡一次，就立刻恢复了。” 1926年末特别忙碌，“前两礼拜几乎天天都有讲演，每次短者一点半钟，多者继续至三点钟。”次年1月2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司法储才馆下礼拜便开馆，以后我真忙死了，每礼拜大概要有三天住城里。清华功课有增无减，因为清华寒假后兼行导师制，每教授担任指导学生十人，大学部学生要求受我指导者已十六人，我不好拒绝。又在燕京担任有钟点，燕京学生比清华多，他们那边师生热诚恳求我，也不好拒绝，真没有一刻空闲。” 1927年2月23日《致孩子们书》信末说：“今日我格外的忙，下午讲了两个钟头，晚上又讲了两个钟头，现在也有点疲倦了，下次再谈吧。”3月29日《致孩子们书》说：“我十天前去检查身体一次，一切甚好，血压极平均，心脏及其他都好，惟‘赤化’不灭。医生说：‘没有别的药比节劳更要紧。’”无论医生的劝告有多严厉，有多重要，都无法阻挡梁启超的工作进程：“近来功课太重，几乎没有一刻能停，若时局有异动，而天津尚能安居，倒于养生不益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