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仅1926至1928年三年间,梁启超在学术方面的主要著述有:1926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先秦学术年表》《荀子评诸子语汇释》《韩非子显学篇释义》等;1927年《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书法指导》《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1928年《辛稼轩先生年谱》等。 梁启超生命中的最后数月,“专以词曲自谦”,忙于撰写《辛稼轩先生年谱》,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期间,托人寻觅辛稼轩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类,狂喜,携书出院”。回到天津,“未及数日,即发微热,延日医田邨氏诊治,未见有效……衰弱日甚,渐至舌强神昏,几至不起”。1928年11月27日再入北京协和医院医治,病情不见好转,又发现新病,加以身体虚弱太甚,遂卒不支,于1929年1月19日在医院逝世。 梁启超留下许多未尽手稿,一部分是在患病期间起草的。梁思成说父亲“于人生观无论环境如何,辄以不忧不惧为宗旨,虽至临终之前数日,犹日夜谋病起之后所以继续述作之计画”。《饮冰室合集·专集》目录中,列有《残稿存目》,达二三十篇之多,有目无文。笔者在整理编纂《梁启超全集》的过程中,努力追踪梁启超的残稿及佚诗佚文,终于看到部分残稿的“真相”。 《梁启超年谱长编》称:1904年“冬,著《中国之武士道》《中国国债史》两书成。所著《中国民族外竞史》改名《国史稿》,即前名之《中国通史》已成二十余万言”。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序》中说:“顷编国史至春秋战国间,接先民謦欬,深为所感。动为史裁所限,不能悉著录也。乃别著《中国之武士道》一编,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焉。” 梁启超自1901年起“有志于史学”,作《中国史叙论》一文,次年作《新史学》一篇,“这两篇文章便是先生著《中国通史》的准备和指导思想。他在《新史学》里面的主张,多采西学新说,加以先生的识见超卓,所以这篇文章对于整理中国旧史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和帮助”。至1904年,《国史稿》成二十余万言。这是梁启超早先计划编著的《中国通史》,曾改名为《中国民族外竞史》现又改为《国史稿》,并准备付印。在给蒋观云的信中说:“拙作今题曰《国史稿》,已成二十余万言,日间亦将印第一编,待丛稿就理,更当亲赍记室,乞先生一叙,乃付梓人也。”尽管这样说了,但没见《国史稿》公开发表。在残稿中,发现的情况是这样:《国史稿》,是“残稿”中的“长篇”,用“饮冰室著述稿本”稿纸书写,共四十四叶,每叶正反面,每面十三行。首叶署“新会梁启超述”。 笔者所见《国史稿》共四十四叶,列出: 第一编:上古史。 第一卷:华族东来时代(自开辟讫洪水): 第一章:传疑时代(神农以前):第一节:悬谈;第二节:神话;第三节:东来最初之伟人。 第二章:初有史时代(自黄帝讫尧舜):第一节:炎黄之际中国形势;第二节:黄帝;(第三节原稿缺)第四节:尧舜。 第三章:华族东来时代形势总论:第一节:华苗竞争大事表;第二节:地理开化之次第。 第一编后是第三编(缺第二编),与《残稿存目》同。第三编题为:发展时代。 第一章:春秋概观,与《残稿存目》所示“第三编:春秋时代至齐之霸业”不同;第二章:国土沿革;第三章:霸国政治;第四章:周室略纪;第五章:外族略纪;第六章:楚之勃兴;第七章:齐之勃兴;第八章:齐之霸业。全稿至此结束,全稿约三万余字。 此外,《残稿存目》所示《霸国政治》和《春秋时代我族与戎狄交涉表》均找到,前者共六叶,后者共四叶,都用“饮冰室著述稿本”稿纸,据《残稿存目》称:“亦《国史稿》之又一稿。”《国史稿》第三章“霸国政治”,残稿中又发现一份“霸国政治”,两者内容不同,究竟有无关联,有待进一步研究。 1927年3月10日《致孩子们书》:“思永说我的《中国史》,诚然是我对于国人该下一笔大帐,我若不把他做成,真是对国民不住,对自己不住。也许最近期间内,因为我在北京不能安居,逼着埋头三两年,专做这种事业,亦未可知。我是无可无不可,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1927年3月21日《致孩子们书》:“再看一两星期怎么样,若风声加紧,我便先回天津;若天津秩序不乱,我也许可以安居,便屏弃百事,专用一两年工夫,做那《中国史》,若并此不能,那时再想方法。总是随遇而安,不必事前干着急。”梁启超与梁思永谈论的《中国史》,是否就是残稿中的《国史稿》,或是其增补,有待进一步研究。 《残稿存目》中有两篇年谱初稿,一是诸葛亮,一是曾国藩,特别引人关注。两者皆用“饮冰室著述稿本”纸,与《国史稿》稿纸同。《诸葛亮年谱》共四叶,正反面,每面十三行。年谱起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止于“后主建兴十二年”(234)。《曾文正公年谱》,共三叶,起于“嘉庆十五年”(1810),止于“咸丰三年,公四十三岁”(1853),距离曾国藩卒年尚有二十年,是真“残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