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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月，肾脏手术满一年了，月底，梁启超去协和医院住院“切实检查一番”。1927年4月2日《致梁思顺书》说：“据称肾的功能已完全回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他便是。他们说惟一的药，只有节劳，此亦老生常谈。”没想到这位大学问家，在医学、病理学、养生学等领域，知识如此贫乏。不遵医嘱，后果自负。几天后的信中 道出苦衷：“我近来旧病发得颇厉害。……本来近日未免过劳……在学校总是不能节劳的。”梁启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清楚的，6月14日信中说：“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 1927冬季，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对身体伤害极大。11月14日致梁启勋函说：“日来旧恙微发，大抵因连作两文之故。（一、《〈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二、张子武《〈墨经通解〉序》）”12月12日，再次证实医生所说过劳的危害：“我的病本来已经全愈了，二十多天，便色与常人无异，惟最近一星期因做了几篇文章，（实是万不能不做的，但不应该接连着做罢了）又渐渐有复发的形势。如此甚属讨厌，若完全叫我过‘老太爷的生活’，我岂不成了废人吗？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 次日，给梁思顺的信说：“我的体气底子本来极强，这点小病算什么。况且我已经绝对采用你们的劝告，把养病当一件大事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呢？”又告诉女儿：“近来著述之兴大动，今晚本又想执笔，被王姨捣乱干涉。”看似挺矛盾的信前信后，实际不矛盾，梁启超“养病”只是说说而已，著书立说才是首要。病情无情地加重，梁启超没有预感到所剩余的时光不多，他劝在加拿大的女儿不要急着回国探亲，说：“外交部又不调动你们，你索性等到我六十岁时才回来祝寿也不迟哩。”一贯乐观的梁启超，认为再过五年才六十岁，过六十大寿是理所当然的事。 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自己。12月17日致梁启勋函说：“昨又小小发烧，静眠廿余小时乃愈。老态渐露，动辄有小病，殊可厌也。”月底再函：“吾数日来旧恙又剧发。” 在国外或身边的子女无不规劝父亲以养身为重，工作的事可缓就缓。梁思成事后说：“家人苦谏节劳，然以学问欲太强，不听也。” 梁启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清楚的，1927年7月1日给梁启勋的信说：“至于病的远因，恐怕总是因为一个腰子，分泌力到底差些，所以易出毛病。”自1928年起，身体每况愈下，发病不断。 4月初，“头晕接连两日，呕吐只一次，今日已全愈了。原因是在四五日前，精神太好，著述兴味太浓，一时忘了形，接连两晚破戒，晚上也做些工作，以致睡不着，而早上又已起早惯了，因此睡眠不足，胃的消化力便弱起来（头晕全是胃的关系）。”过劳导致头晕呕吐，都是旧疾隐患、体弱多病的表现。 6月中旬，还是因过劳，“因为批阅清华学生成绩，一连赶了三天，便立刻发生影响，真是逼着我做纯粹的老太爷生活了。”万般无奈之下，梁启超不得不辞去清华研究院和国立图书馆的工作。 辞去国立图书馆馆长职务，还继续操劳《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1928年8月28日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这件事我本来做得津津有味，但廷灿屡次力谏我，说我拖着一件有责任的职业，常常工作过度，于养病不相宜。”此时的疾病已相当严重了，“一个不提防，却会大发，一次发起来虽无妨碍，但经两三天的苦痛，元气总不免损伤”，所以“已决意容纳廷灿的忠告，连这一点首尾，也斩钉截铁的辞掉”。 国立图书馆的职务是6月辞去的，同时，还辞去清华研究院的工作，在5月8日给梁思顺的信中述说心中的极不情愿，想继续撑着。“清华研究院到底不能摆脱，我觉得日来体子已渐复元。虽不能摆脱，亦无妨，因为我极舍不得清华研究院。” 仅过了四个月，10月17日梁启超给梁思成写信，讲述自己因医治痔疮，却“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泄油，足足灌了十天，（临退院还给了两大瓶，说是两礼拜继续吃，若吃完了，非送命不可）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前信言感冒，误也）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信中特别思念大女儿思顺：“我在病中想她，格外想得厉害，计算他们到家约在阳历七月，明年北戴河真是热闹了。”这是《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刊载的最后一封家书，梁启超期盼的明年北戴河的家庭团聚，最终未能实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