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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内军阀混战，党派争斗激烈，梁启超形容1926年局势时说：“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将来破绽的导火线，发自何方，现在尚看不出。大概内边是金融最危险，外边是蒙古边境最危险……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真是不了。” 梁启超不自觉地被卷入政治斗争之中。1927年5月5日《致孩子们书》说：“在这种状态之下，于是乎我个人的出处进退发生极大问题。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却没有奉派军阀在内）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其中进行最猛烈者，当然是所谓‘国家主义’者那许多团体，次则国党右派的一部分人，次则所谓‘实业界’的人。（次则无数骑墙或已经投降党军而实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军阀）这些人想在我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他们因为团结不起来，以为我肯挺身而出，便团结了，所以对于我用全力运动。” 这些团体或个人，百般纠缠，耗时耗力，是在千方百计地利用梁启超的名声，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梁的态度是：“多数人——尤其是南方的智识阶级，颇希望我负此责任，我自审亦一无把握，所以不敢挑起胆子。日来为这大问题极感苦痛，只好暂时冷静看一看再说罢。”过多的纠缠，使得梁启超身心疲惫。 梁启超实在苦不堪言，对儿女说：“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梁启超对人对己都是认真负责的，特别是国家大事：“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 在纠缠、烦恼、失眠、无奈中，梁启超并没有逃避，而是寻求解决办法，终于想出了应对方法：“决定自己的立场了”，“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断片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确信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梁启超还是以他一贯的做法——以著书立说来“救中国”，他说：“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 纵有众多事物纠缠梁启超，令他烦恼至极，可他还安慰子女说：“我虽然为政治问 题很绞些脑髓，却是我本来的工作并没有停。每礼拜四堂讲义都讲得极得意，每次总讲两点钟以上，又要看学生们成绩……” 家事、同事，也是拖累梁启超身心健康的原因之一。 1924年9月13日，原配夫人李蕙仙病逝，梁启超悲痛万分。1926年9月26日，最小的儿子思同出生（王桂荃所生），第二年3月因肺炎夭折，给梁启超打击很大。 1927年6月，清华研究院同事，同为导师的王国维因厌恶时局，含恨自尽，梁启超说：“竟为恶社会所杀……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为这伤心事，梁启超“一个多月来旧病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余天没有停止”。他本想在暑期做些政论文章，却遭到好友“蹇季常、丁在君、林宰平大大反对”。 可是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没有流露出丝毫地心情不爽：“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每星期有五天讲演，其余办的事，也兴会淋漓。”梁启超有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事业：“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