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书写困境：世界时间框架的制约 清末民初史学的转型与发展，得益于“耶稣纪年”或模仿“耶稣纪年”的其他纪年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具有未来指向的线性时间观念。不管是“耶稣纪年”、“孔子纪年”和“黄帝纪年”，外在都是用一一贯之的符号，内在则是用统一连续的线性时间观念，共同将历史进程贯通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不过，这一线性时间体系具有浓重的西方文化及西方历史底色。在清末民初“西强中弱”的态势之下，来自西方的异质纪年体系，会对中国历史书写造成诸多消极影响。 其一，清末民初的纪年论争，使人们从根本上对旧有的纪年体系进行了深入反思和清理；而伴随西方知识资源进入中国的“耶稣纪年”体系，也将中国的历史书写纳入联通古今中西的“世界时间”框架之内。黄金鳞就注意到清末世界史论述的一个重要贡献，即“将世界史所具有的纵时性发展(diachronic development)，压缩成为一个同时性的他者(synchronic other)，对立于中国的存在”。(50)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中国史”作为“世界史”较为确定的“对立”而存在，既明确了自身的论域，也划分了“世界史”的范围。但通过文本化的历史书写，又将两者放置于一个在即时(当下)可以比较的纵向历史进程中。这在清末时人的认识中有着明确的体现，如王国维在1899年给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所写序言中说：“历史有二，有国史，有世界史。国史者，述关系于一国之事实；世界史者，述世界诸国历史上相互关系之事实。二者其界斠然，然其不可无系统则一也。”(51)梁启超也认为现在中国不能像泰西民族那样“左右世界”，所以“今日中国史之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52)通过深入分析这些史论就会发现，时人以“中国史”为参照物进而确定“世界史”之范围(53)，同时“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并通过线性时间标记体系，用文本书写将“中国史”与“世界史”联接起来，构成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认识。正是因为“世界性”的“耶稣纪年”在中国逐步确立，线性时间观念在人们历史意识中已经形成，才能将“中国史”与“世界史”并置对立，又可清晰地展开对“世界史”的论述。简言之，时间意识的转变以及新纪年方式的出现，才从根本上使“世界史”的论域范围得以确立。 在同时性(共时性)意识下建构整体“世界史”过程中，“世界史”的内容体系反倒呈现出不完整性。清末时人意图建构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图景，却因为新时间观念的根本制约，从而使历史学的内容体系呈现出诸多缺陷。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以西方历史演变为参照或中心展开的历史撰述，结果导致时人所看到的“世界并不是整齐两分的‘西方/日本’和‘中国’(甚至也不是一个稍复杂的三角化的‘西方’、‘日本’和‘中国’)，而是一个力图重新自我建构的不连贯的世界”(54)。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观念中的“世界”以及“世界史”，在时间纵向上就是与“西方”历史建立起联系，而不是与自己的悠久历史建立联系，这首先导致的是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与自身文化传统之间的分裂；从“世界史”的撰写来看，“泰西”作为共时性意识的中心，既是述论的焦点又是学习的对象，又必然压抑了对世界其他地区论述，这样“泰西”以外的其他地区和国家，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就显得微不足道。所以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书写中，对“泰西”以外地区的论述主要是以负面形象纳入历史编撰，如对其他国家“亡国史”的书写，就是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泰西”作为世界的中心，其丰富的内容得以全面展现，而其他地区则是作为警醒中国的反面典型而出现，并构成时人对“世界”之认识和“世界史”内容的书写。 其二，近代国人在历史纪年体系的构建中，以建立与西方历史的联系为目标，但这种时间框架是得历史认识及历史书写获得广阔视野的同时，也将历史纪年体系的起始意义强加在中国历史的认知与书写上。在清末的纪年论争中，不同的纪年主张之所以形成了激烈冲突，就在于纪年起始的意义及内涵差异甚大：孔子纪年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深远影响，黄帝纪年则表明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共和纪年则强调了有确切历史记载的西周共和元年对认识中国历史的便利。尽管耶稣纪年在中国传播日渐广泛，但这一纪年起点指向耶稣诞生的宗教意涵，就使得时人在接受它时有诸多顾虑。甚至在中华民国成立后采用了阳历，但仍用“中华民国纪年”，只是“援引公历”而已。(55)另一方面，以高梦旦、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时人，对“耶稣纪年”的宗教性因素进行了重构，使其逐渐蜕变为“公元纪年”。(56)从更深层次上而言，将来自于西方的历法纪年体系式上升为“公”的过程，恰恰也是将这种外在时间框架嵌入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过程。而这种外在框架是以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为背景，(57)就使得新纪年不仅重构了中国史学的时间框架，更具有了明确的、独特的指向意义：不管是耶稣纪年还是公元纪年，其元年都指向耶稣诞生这一西方历史的重要时刻，但它无法表明此刻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因此，尽管“耶稣纪年”逐渐蜕变为“公元纪年”，但时间架构本身所具有的指向作用仍成为制约时人历史书写的深层次因素。对此，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反思基督教日历对日本近代历史书写的影响时就说，基督日历是意味深长的，尽管它仅仅表现为一种线性的年代表(a linear chronology)，但是它自身包含的基督教叙事，从外部为分期赋予意义。另外，一百年或一千年这样的划分方式，保持着特殊的形式上的意义。如果基督日历只是线性的年代表，大概就不会发生“世纪末”的说法。再者，这种日历不仅使事件含有“世纪末”的意义；而且实际上，它使“世纪末”这种现象得以生成。退一步而言，即使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以百年分期，如18、19世纪这种观察历史的实际状况，也已经产生了叙事标点(narrative punctuation)。换言之，当我们根据基督日历进行思考时，我们就被限定在某种思想的体系中，把本土的历史看作世界性的，而这种“世界性”，使我们忘记了自身所属的话语空间的类型。(58)此种深刻反思所指出的困境，也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历史书写时间框架重构所面临的难题。尽管这种时间框架是中国人具有“世界历史”意识的重要工具，但带有西方历史和文化底色的时间体系，却成为中国历史书写难以摆脱的“异质”因素，特别是公元元年的宗教内涵，始终使其具有外在于中国历史的特征。 其三，世界时间的框架，强化了清末民初时人以西方历史演变模式来切割中国历史进程的取向。西方历史分期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学界已有较多成果，兹不详述。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公元纪年体系在中国历史书写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使得单向线性时间成为历史时间的主要构成。对近代落后的中国而言，这一同质化的历史纪年体系因“先进的”西方历史背景，反倒具备了可资参照的外在标准。所以1922年梁启超在《地理与年代》中就说：“吾以为史之为物，以记述全人类活动为职志。国别史，不过人类通史之一部分，故所用记号，总以人类最大多数已经通行者为最便。基督纪元，在今日，殆可称为世界公历，吾侪不妨迳采用之。以史之时间的公尺，无庸有彼我分别之见存矣。”(59)“以人类最大多数已经通行者为最便”的标准，背后则蕴含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时人所赋予公元纪年体系的“现代性”，而此种现代性与皇帝年号纪年的“前现代性”两相对照，构成了具有等级差异的历史时间体系：公元纪年体系为世界通用，是文明、民主的象征，而皇帝年号纪年“破碎断续”，是野蛮、专制的代表，前者为主导，后者则为附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历史叙事及历史书写中，西方历史时间高于中国传统历史时间的取向，或者说中国历史叙事因与西方历史时间的密切关联，才获得了更完整的意义。 与此同时，单向线性的历史时间，使得人们将整个历史过程视为均质流动的过程。由此强化了两种影响：一是强化了西方历史演化阶段在中国历史书写中的普适性。均质化的线性时间，提供了中西历史可资进行比较的标准刻度，更强化了西方历史演变阶段所具有的“普适性”。就如章清所揭示的，将中国纳入到与西方相同的时间序列中，成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实际是认同西方社会的发展昭示着中国历史演进的未来，进而西方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也便具有了不可质疑的‘正当性’”。(60)所以，清末民初时人划分中国历史演变阶段时，用“时代”替换“朝代”以及对“近世”或“近代”起点的界定，既试图赋予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演变的“同步性”，又隐含了中国通过中西交融走向“现代文明”的判定标准。(61)二是强化了历史时间“今胜于昔”的趋向。尽管“进化论”促动了近代中国线性历史观的发展，但清末民初单向线性时间观念的累积性和定向性，无疑也极大地提升“未来”时间的层级地位。(62)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预设了“未来”的时间要比“过去”的时间更“先进”，“未来”具有了比“过去”更为优越的地位。而在历史书写中，“今”胜于“昔”的时间想象，既会影响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观感和判断，又会促动人们对中西历史的比较，特别是在中国落后的情况下，西方的历史与现状甚至成为未来中国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所以清末民初现代线性时间观念的形成，使其不仅具备了历史书写展开的工具作用，而且具有“断定过去”，“推测未来”的功能。 时间问题往往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一种时间观念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之时，人们不会对此予以特别关注，但并不意味着时间观念不存在，相反表明了一种时间观念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并成为人们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已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正是“由于它渗透一切，所以我们对之无比熟悉；也由于它渗透一切，我们的思考便因为摆脱不了它的纠缠而不明不白。”(63)就如我们今天在叙说历史，编撰历史书籍时，已经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自觉地运用我们今天看起来所谓的“常识”：线性的时间观念、进步的历史发展图景以及公元纪年等，但要运用这些常识去探究它们本身在清末民初成为“常识”过程，无疑仍面临诸多困难。但1890年代至1920年代期间，时人有关纪年问题的争论和对“未来世界”的想象，集中而又鲜明地呈现了近代中国“现代时间”的形成，为研究隐藏于人们意识深层中的时间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直观和便利的窗口。 以时间为主轴的历史学，时间既是历史书写展开的前提和背景，也是书写者理解历史变迁的思维工具，因而历史学对于时间观念的变化也极为敏感，“继新的时间概念之后产生了对待历史事实的新态度”(64)。作为时间观念表征的纪年体系，其变化特别具有代表性：带有强烈循环色彩的皇帝年号纪年体系受到了挑战，最终被西方公元纪年体系所代替。时间观念变化对近代中国历史学的变革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历史书写从外在时间标注形式到内在时间意识，都得以根本重构。在时间意识逐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与之关系极为密切的历史书写也随之得以革新。从历史记注的纪年方式，到历史演变阶段的划分，以及中西历史撰写与编排，都受到新时间观念的影响。在清末民初时人对历法变革与历史纪年的认识中，正是借助于历法时间的统一性，弥合了历史书写中时间的断裂性，并在这种统一的“世界时间”中，实现了历史意识的更新。不过，新的纪年体系构建了与西方历史关联密切的“世界时间”框架，也成为中国历史书写的内在制约。 “公元纪年”在近代中国社会时间计量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这既是中国被动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时人追求“西方”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却使得近代中国的时间成为“世界时间”的一部分。这种时间观念本身是“西方”作为人们心目中的“世界”的规范之一，中国要进入这一体系之中，就要受制于此种规范。这种不可逆转的时间革命，使得带有西方色彩的单向线性时间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时间秩序的主轴，既消解了中国原有时间体系的独立性与多元性，同时单向线性的时间属性也会遮蔽历史变化中停滞、倒退等丰富的内容。今天，在这一时间体系与秩序下，去反思其给中国社会变迁及历史书写带来的制约和影响，既十分必要也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