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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实体达用”为理论框架、以“经世致用”为主要内涵的哲学学说，其思想肇始于宋代，明清之际达到高潮，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中介和桥梁。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葛荣晋先生。  实学精神：崇实、求真、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中国实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了一届常务副会长和两届会长职务。请问实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实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葛荣晋：中国实学是针对宋元明清“虚学”（“空寂寡实之学”）的社会弊端而提出的一种“实体达用之学”。所谓实体，一是主张以“气”为宇宙实体，二是提倡实性论、实功论和实践论的心性实体。所谓“达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经国济民的“经世实学”；二是探索自然奥秘的“实测之学”，也叫“格物游艺之学”。 中国实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文化思潮。虽然古代实学的有些思想已经过时了，但它所包含的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建设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文化资源。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践行者，继承了中国实学的优秀传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空谈误国”的历史教训，提倡“三严三实”的优良作风，这些都是实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这说明，中国实学在当代仍具有重要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开发、宣传、推广，使之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 中国实学：“实体达用之学” 中国古代实学包括了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它们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建设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文化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向读者描绘一下您的实学研究之路？您已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葛荣晋：按照时间顺序和研究重点，我的实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年至1989年，以《明清实学思潮史》为代表的明清实学研究阶段。该书由陈鼓应、辛冠洁和我任主编，我负责拟定编写提纲，组织全国学者编写。 我们在肯定“早期启蒙思潮”、“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潮”、“地主阶级改革思潮”和“经世致用思潮”等传统说法的合理成分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明清实学思潮”的新观点。经过五年的通力合作，反复讨论修改，以人物为纲的《明清实学思潮史》最终于1989年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计126万字。 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至1994年，以《中国实学思想史》为代表的中国实学研究阶段。《明清实学思潮史》出版后，我开始由明清实学转向研究中国实学思想。在探讨和研究中，我逐步认识到中国实学就是一种“实体达用之学”。基于这一新认识，我组织同道者以专题为纲，开始编写《中国实学思想史》。 我在反复思考和征求同道者意见的基础上，列出编写大纲，不断修改和补充，经过五年的辛勤劳动，由我主编的《中国实学思想史》（三卷本）共计135.8万字，最终于1994年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报刊纷纷发表书评，称它是 “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实学思想史，填补中国学术史与东方实学研究空白的学术专著”，既是“对中国十多年实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又为未来的实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和新方向”，“在中国实学研究领域树立了重要的里程碑”等。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韩国著名学者柳承国教授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中国实学思想史》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新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至2002年，以《韩国实学思想史》为代表的东亚实学研究阶段。《中国实学思想史》出版后，我出于当时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从中国实学延伸到东亚实学研究。在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基金会的资助下，我萌发了研究朝鲜实学的念头，并开始了《韩国实学思想史》的编写工作。 经过多年的撰写和修改，由我主编的《韩国实学思想史》于2002年1月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0.1万字，同时它也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撰写的第一部系统阐述朝鲜实学思想的学术专著，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在中国实学研究会的大力推动下，我和实学同行召开了数十次国内外实学研讨会，编撰出版了数十部实学论著，包括《晚清经世实学》、《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