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为而治”：中国式管理之道 西方管理学容易造成管理主体 “缺位”，而中国管理哲学是一门 “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其原则、模式和手段都建立在“人学”的基础上。中国管理哲学中所谓的“人”，不是被物化了的 “机器人”或“经济人”，而是有道德、有智慧、有理想的“全面人”。管理是始于“正己”而终于“正人”的过程。“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谈到了中国管理哲学的本质，那它的基本模式是什么？ 葛荣晋：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模式，归根结蒂分为两大类：一是“有为而治”，二是“无为而治”。“有为而治”的管理模式，主要是指以儒家为代表的“以德治国”的柔性管理、以法家为代表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刚性管理和以 《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智性管理。“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是中国最具特点的管理之道。 在中国管理哲学中，“无为而治”虽是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首先提出的，在道家管理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并不专属于道家。中国古代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也都讲 “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虽是道、儒、法和黄老学派四家共同追求的管理模式，但各自对它的内涵和外延解读却不同。 从现代管理学角度出发，道家的“无为而治”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对管理主体而言，所谓“无为”，就是如何通过道德修养使管理主体具备 “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不言”等高尚品格，以达到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管理境界。 第二，管理方法上，相对于兵家的“以智治军”、法家的“以法治国”和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有为”型管理模式，道家主张以“道法自然”为基石的“无为”型管理。“无为而治”并非是管理者无所作为的懒汉哲学，而是一种“无为”型的科学管理模式，探讨管理主体何者“有所为”，何者“有所不为”。在管理场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 “有为”与“无为”的关系。 第三，“无为而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最高管理境界。《老子》第三章云：“为无为，则无不治。”在这里，“为”是管理目的，“无为”是管理手段，“无不治”是通过“为无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以最小的管理行为获取最大管理效果的高超管理，也是一种让管理主体从烦琐事务中解脱出来的人生艺术。道家的“无为而治”是管理主体、管理方法和管理境界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将它只局限于管理方法而忽视管理主体和管理境界，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应当加以克服和纠正。 儒家的 “无为而治”，是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科学管理思想。“德修于己”、“逸于得贤”的思想与现代管理学的“形象管理”、“分级管理”等原则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儒家所讲的“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主要内涵有两点：一是从“懋于修己”到“安于恭己”，要求管理者在“修己”上有所作为。儒家重视“修德”，强调人的“有为”重点“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在“德”与“政”的关系上，主张“以德先之”。只有“以德先之”，才能做到“政皆是德”，保证“不以智术笼络天下”，达到 “安于恭己”之境界。 二是从 “劳于求贤”到 “逸于得贤”。贤明君主应在“劳于求贤”上大有作为。一旦“得贤”，即可达到“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端拱凝旒，立于无过之地”的“无为”境界。这叫“逸于得贤”。可见，“尚贤推德天下治”（《荀子·成相》），是儒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质。 法家则讲究“治吏不治民”、“自神之术”的“无为而治”。主要含义有：第一，“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指出：“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要求“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第二，“虚静以待”的“自神之术”。要求明主“无见其所欲”、“无见其意”、“去好去恶”方能使“群臣见（现）素（本色），则大君不蔽矣”。 黄老学派则强调 “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无为而治”。在管理上坚持“治大者不治小”的原则，即要求管理者在“小事”上有所不为，而在“大事”上则有所为。在用人上 “因材质而用众”——根据人的才能、品格差异而用人；根据人的兴趣、气质、特点而用人。 为了适应现代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和企业经营的需求，必须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 （原标题：传递经世致用、崇实黜虚的正能量——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葛荣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