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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被历史“减”去的“中国”找回来 1、我最有兴趣的,是被中国历史“减”去的东西 《文化广场》: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最早接触到李朝朝鲜的燕行文献?其中哪些史料真正激发了您的研究兴趣? 葛兆光:在撰写《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大概是1993年到2000年间吧,我就看过朝鲜崔溥的《漂海录》和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也看过日本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当时就感到,“另一只眼睛看中国”的资料相当有意义,但是,当时很忙,并没有专门研究的想法。2000年年底,我写完《中国思想史》,那时在比利鲁汶大学,觉得这些年太累了,想歇歇脚,喘口气,于是开始翻闲书,也开始翻看随身带的两种燕行文献。那个时候,燕行文献不太容易看到,韩国虽然出版了《选集》两大册和《全集》一百册,但中国内地还不好找,只是台湾出版过零零星星的若干种。直到我的一个博士生(现在已经是清华大学教授)到韩国访问,知道我想看,就帮我拍了近万张照片,还影印了好些册,我才算是大体翻看了一遍。 我原先最有兴趣的,是一些中国文献中不记载的东西,就是被中国历史“减”去的那些东西。我曾经在《中国思想史》里面特意讲过历史的“加法”和“减法”,就是想把被“历史书写”减去的东西再找回来。你知道,清代知识人的忌讳很多,有一些想法,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不能被公开记载到文献里的,但是,清廷再强悍,也鞭长莫及,你不大能管到朝鲜使臣呀,所以,在他们的日记里面,就有一些咱们自己不敢记载的东西。比如,原来以为清代思想大一统,心往一块儿想了,可是,居然有汉族士大夫,敢于向外国使臣公开批判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朱子之学;原来以为满汉冲突到了大清建立百年后的乾隆时代,应当基本是和谐社会了,但很多燕行文献里面却反映表层底下的满汉矛盾仍然很尖锐;原先对于乾嘉时代是否理学已经真的不流行,还是有些不清楚,可燕行文献里面真的记载北京书店都买不到程朱理学的书了;这些都很珍贵呀。当然,里面有一些外国人看中国的有趣细节,特别好玩儿,当时,我就想模仿史景迁写一些历史故事,像现在书里面的季文兰故事呀、蓟州的安禄山杨贵妃庙呀、正月初一皇帝堂子祭祀呀,可是没有想到,越写越严肃,越写越学究气,最后写着写着就变成了这样,也许是是积习难改,所以,命运注定我当不了文学家。 《文化广场》:尽管早前中国学界曾注意到朝鲜史料,比如1938年胡适代表中国在瑞士的苏黎世参加第一次国际历史学大会时提到过“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而1962年也出版过吴晗编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等等。那么,为何燕行文献长期以来在中国学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呢? 葛兆光:我在书里面讲到过,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史料太多,就是所谓“汗牛充栋”,学界还顾不上外国文献;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朝鲜燕行文献,在中国主要是被用作“补充材料”,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这是“异域之眼”的观察,特别的历史立场和研究方法还没有成熟;第三个原因当然是这些资料不容易得到,燕行文献的大规模引进和出版,其实都是最近十来年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