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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自我陶醉中走出来, 反省历史上的自大和傲慢 《文化广场》:今年除了这本《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您还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何为“中国”》,再加上三年前的《宅兹中国》,这三本书其实都是回答历史文化中的“中国”这一复杂问题,您的学术研究重心从什么时候真正转到这方面? 葛兆光:2011年出版的《宅兹中国》和2014年出版的《想象异域》,都是我在2000年年底写完《中国思想史》之后,才开始进行的研究结果。这两部书确实围绕的是我这十几年来特别关注的东亚、中国、历史和文化认同等等问题,它集中讨论的是类似“疆域”、“民族”、“宗教”、“历史”、“国家”等这一类关键词。 但是,《何为中国》一书,却是一个计划外的产物。关于这部书的情况,也许读者不太了解,我简单地说一下。差不多两年前,日本的辻康吾先生看到《宅兹中国》,想把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但《宅兹中国》过于专业,篇幅也太大,并不适合普通读者,所以,他提议我写一本小书来讨论“中国”问题。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建议,由于我刚好在韩国、美国和中国内地、香港做过几次演讲,讨论的是同样话题,一般来说,演讲稿比学术论著要流畅和简明,于是,2013年下半年,我就花了一些工夫把这几篇演讲重新整理,并且加上一些注释,形成一个完整的小书叫作《中国再考》,由永田小绘教授翻译成日文,今年2月在日本的岩波书店作为“岩波现代新书”出版。同时,我在提供给日文翻译稿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增订和修改,特别加写了一章《纳四裔入中华》,这就形成了现在这本香港版的《何为中国》。 《文化广场》:“周边”尤其是东亚诸国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是从何时开始,彼此信任又是何时消失?现在韩国、日本都还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那么“东亚”各国跟中国在今天的文化认同度上实际上还存有多少“同”和“异”? 葛兆光:在比较文化史的研究上,可能有偏重“同”与强调“异”的两个取向,两种取向都有意义。偏重寻找“同”,比如钱锺书先生,就借用陆九渊的说法,强调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寻找东西方文化上的共同点,这是在提倡一种普遍价值和世界主义;但是强调“异”呢?也并不一定就是在倡导彼此分界的民族主义,也许恰恰相反,认识差异可能恰恰是寻求共识的起点,认识到历史上彼此分离的尓疆我界,其实可能会消解一些糊涂观念,特别是中国人常常自我想象的“天下”观念。所以,我在《想象异域》中一再强调,中国人早已不是“天朝上邦”,可以等待各个周边藩属国的“万邦来朝”,也绝不是汉唐时代的天下帝国,总是可以文化笼罩四海,让人家心悦诚服。我的书里讲朝鲜(也包括日本)对大清帝国的记录、想象和偏见,也就是为了说明那个时代,朝鲜虽然是大清帝国最亲近的藩属国,其实在文化上也已经渐行渐远了。 只有认清这一点,中国才可能从自我想象和自我陶醉中走出来,反省历史上的这些自大和傲慢,周边各国也可以从中国的自我反省里面,了解和亲近中国。可是,我们总是陶醉在讲什么“山水相连”、“一衣带水”、“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总是在强调“同”,说中国是东亚的文化总源头,老是说东亚同文同种的连带性,把“东亚”不自觉地与“西欧”对立起来,好像东亚与西欧真的可以成为同一的“我者”与同一的“他者”。如果这样,你怎么才能理解近代以来各个国家历史进程的不同?你怎么才能想明白,近代以来这些国家之间为何会有这么多恩恩怨怨、是是非非? 5、“从周边看中国”,并不是重建“中国”历史的全部 《文化广场》:以往“从中国看中国”,后来是“从西方看中国”,现在的“从周边看中国” 是否可以称得上开启了重建“中国”新的历史叙述的研究潮流? 葛兆光:使用周边文献,通过周边视角、理解他者的立场,当然是重建“中国”历史论述的重要方面,但是并不是全部。我一直说,中国的自我认识可以有三阶段,第一个是传统中国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自我想象阶段,第二个是以近代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历史为背景评判的阶段,第三个可能会是通过周边各种不同眼光重新打量自己的阶段。但是,这种历史认识的变化,还应当包括立场、思路、方法和资料的更大变化才能达成。其实,我在《宅兹中国》里面说的“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就并不仅仅是“从周边看中国”这一点。 《文化广场》:这几年您所执掌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重新审视“中国”研究方向上,尤其在“从周边看中国”这个命题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下来还有哪些计划? 葛兆光:关于我自己嘛,2006年年底离开清华大学到复旦大学,组建了文史研究院,推动“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和“图像文化与艺术史”等等领域的研究。其中,“从周边看中国”这个领域,刚才我说过,除了出版一系列文献资料集、召开若干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编写一些相关的论文和著作之外,我们通过专题研究、出版和课堂教学,把这个想法逐渐推广,让中国学术界开始认识到这一领域的意义,也让日本、韩国等学术界逐渐接受了我们的看法。同时,我们还设立了“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硕士博士招生项目,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京大学合作开办“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研究班,为的是使更多年轻人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老话说,“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坦率说,我不知道它将来是否还会有更多的拓展前景,但目前的情况好像还不错,让我很安慰。到了2013年,我不再担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院长,我想,在明年上半年出版《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之后,“从周边看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我个人这里也将会暂时告一段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