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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转折和近代文化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 读书报:听您这么说,整理工作可谓“艰苦异常”了。出版过程呢?也很困难吗? 杨天石:是的。最初,辽宁一家出版社想出,合同都签了,但出版社拿到稿件之后,发现排版难度太大,于是决定毁约,宁可赔钱也毁约。2001年,北大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都表示愿意出。最后我选择了北大出版社,因为钱玄同当年就是北大教授,《新青年》就是北大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他们编辑的,因此,给北大出版社比较合适。不过,该书从签订合同到出版,还经历了好多年,其原因,就一言难尽了。 读书报:和12年前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2卷本《钱玄同日记》相比,三卷本的整理本有何价值和意义?它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 杨天石:12卷本《钱玄同日记》是鲁博影印的。它和整理本的区别在于:影印本保存原貌,但难读,读起来很吃力,有人戏称为“天书”,整理本则基本按简体字排印,为研究人员的阅读扫除障碍,提供方便,好读、易读。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将两个版本对照着读一读。 读书报:钱玄同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在政治立场和文化寻求上却经历了数度转折,而且这种转折常常是一百八十度的。如,政治上最初崇拜康有为、梁启超,是保皇党,后来迅速转变为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又如文化上,从“师古”“复古”“存古”到“五四”时期激烈批判传统文化,推崇“欧化”。您如何评价钱氏的这些转折?这种转折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是否具有代表性? 杨天石:钱玄同的转折和近代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有个很大的毛病(我称之为“文化自大主义”),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诗书礼义之邦”,文化世界第一。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进来了,中国人发觉自己落后了,于是,就想改革旧文化,创造新文化。这样,中国文化的发展就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发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和“向西方寻找真理”之间的关系,另一是如何处理继承和批判、改革、创新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应,也就产生了两大文化思潮:一是学习西方文化的思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说:“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一是保存国粹思潮,要求维护、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其代表人物是章太炎,其代表性刊物是上海的《国粹学报》。两大思潮对如何发展中国文化的主张有一致的、互相渗透的方面,但是,又有很不一致的相互对立的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