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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那时候,文化领域里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如报纸、学堂,白话文运动、天足运动,也出现了许多新口号,例如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后来又逐渐发展出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史学革命、宗教革命、戏曲革命等许多方面。应该承认,这些口号的提出,代表了当时文化界破旧立新的革命要求,或者说,代表了当时文化领域的转型要求——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在一段时期内,文化领域是向前发展的、生气勃勃的、充满创造性的。但是,自从国粹主义思潮兴起以后,情况就有了复杂的变化。 以“白话文运动”为例,原来康有为等人觉得,要向人民大众普及维新知识,传统的文言文不行,必须用白话。有个无锡人裘廷梁办了份白话报纸,发表了一篇论文,叫《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后来有个自称“白话道人”的福建人林獬,办《中国白话报》,提倡“种田的、当兵的、做工的”都能看得懂的白话文。一时之间,白话报纸在全国风起云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几百种,这当然很正确,代表了中国书面语言、文学语言的正确方向。但是,自从“保存国粹”的口号提出以后,“革命”的口号不喊了,或者喊得少了,有气无力了。在康有为,包括章太炎等人看来,此类文字都是为了宣传需要的一时权宜之计,它们不是“国粹”,代表中国“国粹”的还是文言文,是三代、周、秦、两汉、魏晋的传统文言文,或者叫古文,那才是应该保存、继承、扬光大的。 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学生。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办国学讲习会,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等都曾到国学讲习会听课,成为受业弟子,自然,受到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那时,钱玄同主张保存“复古”“师古”,文化上走的是倒退的路子,原来走对的路子,也没有重视,没有坚持、发扬。 例如,钱玄同遵章太炎之命,辛亥革命前办《教育近语杂志》,所谓“今语”,意思就是“今天的语言”,就是白话文,这份杂志用白话讲中国历史,讲中国古代文献,甚至讲“经学”,但是,章太炎自己写书、写文章,却一律用古色古香的文言文,而且,似乎越古越好。他有本代表性的著作,叫《訄书》。“訄”这个字,今天很少人能够认识,《说文解字》说:“訄,迫也。”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段玉裁注称:“今俗谓逼迫人有所为曰訄。”另一位文字学家承培元注称:“訄,以言相迫也。”这是《说文》的专用字,古籍一般多用“求”字,“訄”字已经极少使用。那么章太炎为什么要用,而且以之作为书名呢?无他,为“保存国粹”也。这部《訄书》,今天的读者大概很少有人能读懂。 章太炎本人如此,受业于章的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和钱玄同等也如此。那一段时期鲁迅的文章,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篇,思想很深刻,至于语言,则只能用古奥晦涩、佶屈聱牙八个字来形容。辛亥革命后,鲁迅兄弟在绍兴《越铎日报》上发表的文字也大体如此。其原因,也在于认为古文是“国粹”,要保存、要发扬。这种情况,只能认为这是对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倒退,而不是进步。 在章太炎影响下,钱玄同有段时期主张“复古”“师古”,主张写篆字,读古音,穿古装。西方传入的“礼帽”当时很流行,钱玄同反对,主张戴象征“六合一统”的“瓜皮帽”。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在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当科员,他广查古书,精密考证,设计了一套服装,头戴“玄冠”,身穿连衣裙式样的“深衣”,腰系“大带”,昂昂然上班,惹得同事们一阵哄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