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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那么,钱玄同是如何转折的呢? 杨天石:这和辛亥革命后复古思潮的泛滥有关,和袁世凯复辟帝制有关。研究辛亥革命史和近代文化史的学者都会发现,从戊戌维新至同盟会成立,是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期,而在同盟会成立以后,这种发展的势头就减弱了。其原因,不能不说,和革命党人中流播的这种国粹主义思潮有关。一直到袁世凯鼓吹复古思潮,复辟帝制,这才引起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等人的反思,于是,奋起批判复古思潮。他们批“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批作为大小“民贼”的“家谱”和“账本”的历史,批作为文学典范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批“关帝显灵”“黎山老母”之类的迷信。在这场批判中,钱玄同堪称一员闯将、猛将。他和刘半农“演双簧”,批判复古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熟知。 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功绩在于白话文运动的强化和扩展。胡适认为,白话文不只可以写启蒙作品,供“引车卖浆”者阅读,而且可以写高雅的、伟大的、足以不朽的正宗文学作品。这样,白话文学的地位就空前提高了,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了。钱玄同则进一步提出“应用文改革大纲十三条”,将白话文地应用范围推广到无限广阔的天地。今天,白话文已经在文学领域、书面用语中树立了牢不可破的正宗地位。在这一方面,我们仍然应该感谢胡适,感谢钱玄同。 偏激,说过头话,是钱玄同那代人的普遍现象 读书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批判,西方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全面反传统”的运动,甚至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您怎么看? 杨天石: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批判,但是,“五四”人物并不全盘否定,全盘打倒传统文化。以钱玄同为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仍然是充分肯定的。例如,对周秦诸子,特别是墨子的学说,就评价很高;对司马迁、刘知几的史学,对王充、鲍敬言、邓牧、李贽等人的思想,对宋代的永嘉学派、清代的颜李学派,以及对《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是肯定的,有的还评价很高。即以对孔子而论,钱玄同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有文明开化的功劳”,《论语》“确是古代底大学者的言论”,甚至说:“孔丘确是圣人,因为他是创新的,不是传统的。”将钱玄同等“五四”人物视为全面反传统是错误的,与历史事实不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