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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和整体规划 晚清近代化军事改革的过程，基本上是外促内、下促上。来自外部的侵略使得清政府内部变革的呼声不断出现，且日益升高。担负重任且较有战略眼光的地方要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时局急需，分别从局部先行着手实施。清政府则被动接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有所动作。这就使得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始终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始终由地方督抚唱主角，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清政府军政大权貌似仍然一统，实则根本无法建立起对改革进行统一组织领导的有效机制，也从来没有从顶层对改革进行规划设计，甚至没有设立统一的军事工业和军队装备专管机构，未形成完善的装备引进、生产体系。创办军工企业，引进装备与制造新式武器，编练新式部队，都由各地督抚和封疆大吏自行处置。1885年成立的海军衙门，试图一统海军指挥管辖权，但由于“中枢之权势太弱，一任督抚之私顾封疆，不能联系各军为一队” 。湘系、淮系，南洋、北洋，各路诸侯自搞一摊，互不协调，甚至各谋利益，互相掣肘，加之保守势力的攻讦和阻挠，改革进程反反复复，步履艰难，事倍而功半。 如此改革，势必使清政府对军队的领导权进一步削弱，使军队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进一步瓦解，不但无法全面提升清军战斗力，反而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军队越来越杂乱，体系越来越多，各派系统领和地方督抚手握重兵，清政府很难有效控制指挥军队。参加甲午战争的陆军部队主要来自淮军、湘军两大派系，门户之见极重。平时各有体系，战时虽设总统各军之职，但各部相对独立，很难形成真正的统一指挥和良好的协同配合。即便是仿照西方建立的海军，也同样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两洋大臣对海军的权威甚至高于清政府，他们分别视两洋海军为各自的家底，以致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无法统一调动指挥。威海卫战败后，北洋水师所剩舰船尽为日军俘获。有人致书日军，请求释放属于广东的“广丙”舰，提出的理由竟然是“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各国闻之，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