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再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是1979年——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调研，能否讲讲您当时的经历？ 裴宜理：是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就申请到大陆做调研访问。在此之前，我在中国台湾学习，也在日本学习过。当时，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茅家琦教授和蔡少卿教授的指导下开展调研。那个时候中国还比较封闭、贫困。虽然申请比较困难，但是最终我还是被批准去淮北做调研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申请去调研、查档案资料都要求有很具体的说明，比较具有挑战性。留学生当时都有指导老师，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的学习、调研进展相当顺利。茅家琦和蔡少卿两位指导老师给我推荐各种资料和研究素材，那些东西是我靠自己很难发现的。同时，他们也把我介绍给诸如图书馆馆长、档案馆馆长这样的人，向他们推荐我做的研究。我很幸运，遇上了博学的教授，为我打开各种求知之门，因而学习和调研得以顺利完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获得了1993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有评论说，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资料的利用。 裴宜理：我倾向于认为在中国大陆实地了解其他地方没有的资料对我的研究很重要。《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这本书的资料收集主要是在上海市，特别是上海市档案馆、上海社会科学院两个机构。我同时也参观了上海的一些工厂，采访了老工人以及参与当时组织工人运动的地下党等。 近期完成的研究安源的项目，虽然主要是在江西安源做的调研，也从南昌收集了一些资料，但是我也在其他地方比如北京、南京等地做了采访，查阅了不同地方的图书馆资料等。自1979年后，我进行的主要研究都是利用中国大陆的资料或是基于这些资料完成的。 中国革命史提供丰富学习宝藏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长期的观察看来，您认为中国革命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裴宜理：革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中国革命无论从时间还是地域跨度来说都更具挑战性。首先在时间上更漫长，如果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到1949年成立新中国，几乎30年的时间，这是个很漫长的历程。其次，从地域上讲，中国革命范围所跨区域之广也是罕见的。从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延伸至农村；从海陆丰到江西、云南等地。总之，无论在地域、社会、还是文化等各个层面，中国革命都面临多样性的挑战。在不同的地方开展工作，需要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应对不同的问题。中国革命拥有在不同环境下斗争的丰富实践，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革命史可以为后继者提供丰富学习材料的原因。 虽然中国革命当时是学习苏联，但是相比后者革命根据地主要是在城市、革命依靠对象主要是工人和市民，中国的革命不仅只在城市，而且蔓延至农村并发展成根据地，参加者不仅有工人、农民，还有学生等。而且中国革命的经历更曲折、更艰难，但同时也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