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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丛书多年来一直秉承“只求学术不求闻达”，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要坚持这个原则会不会比较难？ 裴宜理：我们很幸运，有三联这样专业的团队多年来严格把关。丛书一开始就实行匿名评审，严格筛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他学术出版起到了示范作用。相比而言，哈佛燕京学社因为不需要筹款，没有资金压力，所以不需要在学术与商业化之间挣扎。但是，这对于很多大学、出版社来说确实是个问题，他们因此面临很大压力。我们也出版哈佛东亚研究期刊，可是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收益。但是这几年，由于有了电子版——更多的学者喜欢阅读电子版——回报因此也增加了。即便如此，回报依然低于成本。但是，我们觉得即使是在赔钱，也要继续，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学术行为。 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从不同层面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报》：担任燕京学社社长这个职位以来，对您的研究兴趣有没有影响？ 裴宜理：担任燕京学社社长以来，确实对我的研究领域有影响。由于现在有很多访问亚洲高校的机会，通过和这些学校的领导、老师以及学生们的交流，让我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本身是研究政治学的，所以我对高等教育的政策尤为感兴趣。第一是高校的组织机制；第二是高校与政府之间的互动；第三是政府的教育战略。即如何通过教育实现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如何通过科技研究加强国家硬实力等。这都是我认为值得关注的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是否已经有了更具体的研究方向？ 裴宜理：我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现在又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由此我目前对燕京大学历史的研究很关注。而且由于父母曾在教会大学，我同时也进行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 燕京大学和我父母所在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北一南，教育方法非常不同。地处南京的金陵大学也是比较研究的一个案例。通过研究发现，这几所大学的学科设置以及教育方法，和它们所在的地域环境有很大关系。圣约翰大学地处上海，而上海是中国的商业、工业中心，所以一些专业比如医学、建筑、工程等是其优长领域；燕京大学地处当时文化中心北平，更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学科；金陵大学所在地南京，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所以学科偏重政治、外交等。考察民国时期本土地理环境对这些高校教育政策的影响是个很有趣的研究领域。 此外，上世纪20—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国6所大学有过交流合作，因此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是我感兴趣的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