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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户华为 特邀嘉宾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冀祥德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牛润珍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邱新立 编者按 “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的编修历史悠久，薪尽火传。当前，地方志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以修志编鉴为主业、各项工作协调开展的事业新格局。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为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开启了依法修志的新征程。 如何使这一古老、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如何强化方志理论研究，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我们特邀请三位方志专家就此发表见解。 一、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中国素有“隔代修史，当代修志”的优良传统，请谈谈古代是如何形成这一传统的？作为一个古老传统，地方志这种“一方之全史”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牛润珍：梁启超曾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修志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西周时期即编有“邦国之志”“四方之志”，开启了修志先河，并岀现了“方志”一词。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编有《春秋》一类的编年史，还有《禹贡》《山海经》等记述各州地理、物产、贡赋及神话的典籍，在内容与编纂体例上为后世地方志所效仿。秦汉编有很多“计书”，魏晋南北朝涌现岀大量“地记”，隋唐五代至北宋“图经”编纂制度化。北宋后期特别是南宋，“图经”演为地方志，历元、明、清，地方志编纂常态化、普及化，而且志书种类越来越多，一统志、通志、府州县志、村镇志、山川志、书院志、寺观志、井场志等，各呈异彩。民国时期，地方志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内容偏重物质、经济、社会，编纂体例趋于科学。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志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志书资料性、地方性、时代性、科学性、思想性、学术性等特点不断彰显。 邱新立：“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士人的重视，几千年来，方志体例由单一而趋综合，记述内容由单一地理沿革而融入人文，体例不断完善，记述内容不断丰富，管理不断系统规范。据不完全统计，仅流传下来的历代方志就有8000多种、10余万卷，约占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这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编修工作，使盛世修志的优秀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地方志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在我国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地方志工作有助于著录当代、传承历史，翔实记录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历程、光辉成就。其次，地方志工作有助于汲取有益历史经验，提高科学执政水平。再次，地方志工作有助于保存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冀祥德：的确，我国古代编修地方志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薪尽火传。“历代先贤圣哲通过修史修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要形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方志这一中国独有民族文化的传承不辍与历久弥新，体现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自20世纪80年代初，各地大规模重启地方志编纂工作，迄今为止，首轮修志已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也进入关键时期。 经过不断积累，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日益凸显。特别是近几年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通过不断创新服务手段，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任务拓展地方志功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比如通过方志智库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通过志鉴、地情报告为党委政府领导决策提供参考；通过编纂志鉴记载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以及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通过网络、数据库为社会公众提供地情信息与咨询服务；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部队推广地方志成果。我们相信，地方志事业作为国家战略在文化领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也能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方志文化还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