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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学术史和审视当前研究，道教与科学的关系是一个颇有争议又引人入胜的国际性学术话题，海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如李约瑟、陈国符、席泽宗等都曾参与研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主任姜生从事历史学、宗教学、科学史的交叉学科研究，长期致力于开拓建设“道教与科学”（道教科技史）学科体系，形成了稳定的国际化学术团队，目前主持“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研究工程第三卷宋元明清卷（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关于道教与科学的关系，学术史上有哪些代表性的观点？道教科技史研究在学科建设和研究方法上有哪些反思和探索？记者近日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姜生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道教科技史领域，海外学界对于道教与科学关系的讨论有哪些代表性的学者和观点？ 姜生：应该说，国际学界关于道教与科学关系的讨论，不仅超越文化圈，而且形成各家持论相争的形势。海外学者对于道教与科学的关系存在不同观点，可以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为代表。李约瑟认定，道教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是头等重要的。他为自己选择姓“李”就是因为他对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的崇敬，他甚至自称“道人”，并为自己取了三个道号。 李约瑟主持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共包括七卷三十多册，他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他进而认为，“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 也有一些学者对道教与科学的关系持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对于李约瑟的学术判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席文教授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在Taoism与科学之间存在任何普遍的和必然的联系。” 国际上，中国科技史界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判断，形成一种僵局：第一，使李约瑟及其团队本欲进军道教科技史料的步伐趋于停滞，况其本来对道教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基本处在“判断”层面；第二，深度抑制了西方学者对道教作科技史探讨的勇气。这客观上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学术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