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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术的转型与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国时期是学术的裂变期，在您看来，这一时期的学术有哪些特征？ 薛其林：我认为民国学术最主要的特色有二：一是兼采古今中西，融合创新；二是确立了新的学术范式。 就融合创新而言，基于内部的社会转型和外部的西学东渐，民国学术呈现出古今中西（印）学术、各门学术、同门各派学术之间的多层次的碰撞交汇与融合创新的特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学术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传统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融合而成的科学实证方法。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方法，既为传统考据学注入现代科学实证的方法，又反映出近代实验科学“无征不信”的客观态度，是方法论上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创新；王国维、陈寅恪等兼用实证方法和传统考据方法，在各自学术领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传入中国后，即与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方法相契合，作为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方法论原则在民国学术界崭露头角，并沿着政治、学术两个方向发展和深化。三是传统的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融合而成的义理阐释方法。义理阐释方法兼取富于理论色彩的西方诠释学与富于实践色彩的中国义理学的长处，着眼于理解和阐释，以一种动态而开放的方法论体系和双向回流的思维方式解读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诸多问题。四是传统的直觉方法与西欧、印度的直觉方法融合而成的新的直觉方法。在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认同和对“科学万能”的诘难中，现代新儒学扬波而起，他们借鉴西方柏格森创化论哲学中的直觉主义来阐述中国的道德哲学，强调对生命、生活的感受和体悟。在上述四种主流方法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科学实证方法在民国时期的影响是最大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范式转换又体现在哪里？ 薛其林：就学术范式而言，社会转型与传统的解构激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促成了新学术范式的确立。笼统而言，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科发展，中西会通创新等等，都标志着民国学术范式的确立。具体可从四个方面分析。 一是新话语模式的确立。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发起的文学革命，从工具理性出发，以白话文这一新形式来灌注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容；倡导文学革命来建立“人的文学”、“活的文学”。白话文不仅带动了新的文学创作，而且为学术研究与写作带来了新话语。 二是新思维模式的确立。民国时期确立了两种新的思维模式：对科学的崇拜和对哲学的高度重视。这两种思维模式反映了当时人们追求一种完整的认识和完美理论的倾向，促使人们去建立科学历史观来研究哲学问题，并根据哲学认识来建立各自的学理及学说。 三是新学术精神的确立。民国时期，学术上确立了怀疑和实证两种精神。由康有为开启端绪的“疑经”，经严复、胡适从学理上、致思上的疏导和升华，发展而为顾颉刚的“疑古”，怀疑精神达到高潮。同时，西方的科学实证精神和实验主义经严复、胡适等人的引进，在五四时期蔚成风气。一切“心成之说”都要接受科学实证方法的严密验证。 四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中国化。这是此一时期学术上最为显著与深刻的更新。尤其是作为理论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学术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唯物史观自传入中国后，即参与了各种社会思潮的大讨论、大论战。经过诘难和论战，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进行了系统有力的批判，充分彰显了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特点，并逐渐取得学术上的话语主导权，形成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现代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艺学等学科雏形。学术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拓出了新的学术视野，奠定了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展示了新的学术气象和风格，并促成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冯友兰、顾颉刚、陶希圣、罗尔纲、吴晗等一批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信奉唯物史观并以之从事学术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在30年代初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的学术奇观，当时政治上、学术上都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这种历史观的真意义是不可埋没的。”唯物史观的巨大影响，不是人为主观拔高的，也不是短时间形成的，而是在相对开放争鸣的学术环境中，经由多次论战和多重挑战脱颖而出，才为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同。然而，当前追捧“民国范”的人，往往不提唯物史观在民国时期的巨大影响，这是非常片面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