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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术的局限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国时期的学术虽然有一些首创性的成果，但很多方面仍不成熟。民国学术的局限性主要有哪些体现？ 汪朝光：时人所论的民国学术及其“大师”，绝大多数出自人文学科，且多半是专治中国传统经史文哲学问的人文学科，较少社会科学领域的名家。为什么？这是当时动荡不宁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学术研究需要持续而稳定、能够让学者潜心其中的社会环境，需要经费和资源的投入，但民国时期是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匮乏的时代，学者很难得到这样的环境。因此，他们产出的研究成果多半只能局限在更依赖于个人创见和悟性、依赖于本土文化素养乃至于语言的人文科学，而很难兼及需要更多投入和集体协作的社会科学。相较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那时不具备发展的条件。这是民国学术发展的先天不足和短腿之处。因为这样的不足和短腿，再来谈什么民国学术的“黄金时代”，确有其高估之处。 再者，因为民国时期的战乱和动荡以及各种条件的欠缺，即便是人文科学研究，其已有成果的取得较其应有成果的取得也不能不打折扣。以历史研究为例，中国的历史学素称发达，历朝历代延续修史传统，形成“二十四史”，这是研究中国历史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史料。但“二十四史”形成时间长达两千余年，版本不一，没有标点，缺乏注释，为后人的阅读理解带来不少困扰。为“二十四史”作点校本可称历史研究的基础工程，但这样的工程在民国时期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而无法提上日程。直到1949年以后，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历20余年而最终完成，成为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顾先生民国年间即以《古史辨》而成名，然其对中国史学最重要的贡献完成在新中国时期。由此而论，民国学术在事关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建设方面也有明显欠缺。 杨瑞：许多被广为称道的民国学术成果也有明显不足。第一，总体看，民国学术处于从晚清以降的移植域外知识到创造本土知识的转换过渡时期中，这就决定了此时初步确立的现代学术框架体系较为粗疏，存在简单模仿域外的情形，以至邯郸学步、东施效颦，远未达到精详赅备、体大思精之境；学术研究虽然起步，但还不够深入精致，还未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和话语体系。如在中国哲学史构建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存在削足适履、曲解附会之偏向。 第二，民国是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和学术研究体系的重要开创及奠基时期，但这个过程无疑是在对“西方崇拜”的推波助澜之下展开的，亦有过于推崇和迷信西方的片面性。这也导致传统学术路向日益边缘化而难以进入主流学术圈。打着“输入学理，再造文明”旗号、以“科学”的手段“整理国故”的诸君，亦不免有矫枉过正、破坏历史记忆之失。 第三，社会科学在整个学科和学术体系上几乎全盘从域外引入，学术研究路径亦“竞慕西化”，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及中国自身问题反不重视，导致中国问题意识不足，难言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更遑论建立起“中国的学问”。以现代法学为例，自晚清始，主要通过日本的管道引介大陆法学派的理论和知识，及至民国转从美英等国引入普通法学派的知识和理论，后又转向欧洲大陆法学派服膺社会法学。无论学派如何转换，但从课堂教学到学术研究，从司法实践到法律实务均以外国法为中心，存在以西方法理简单比附、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反不得其法的情形。 第四，中国近代史等学科领域研究刚刚起步，无论学科体系还是学术研究均较为幼稚浅显，且受政治和现实等外在的因素影响较大。仅以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为例，虽然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范式，但诚如沈渭滨教授所言，该书“对历史的理解往往显得一元化，诠释也因之太线性化……他的这个分析框架，可以说是后来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常用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中国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国学术有多重缺陷，被媒体热捧的民国学人又有哪些弱点？ 薛其林：平心而论，许多民国学人学贯中西，但鉴于时势巨变，并非个个都能够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评判，难免凭一己好恶和心理共鸣，而取简单的“拿来主义”之态度。民国学术中不乏未经咀嚼、消化的舶来品，也充斥着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还有观其一点、不计其余，难免误解误读的情形，既有体大不精者，也有固执一隅者，所谓“一地散钱”说，正反映了分散、零乱的民国学术实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