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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对经济学史的研究有多种说法，包括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等等。在《新编经济思想史》中，你们强调的是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这在学术上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顾海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时段最为长远、视域也最为宽泛，它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时期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发生、发展及其相互联系历史的研究。在其开端上，经济思想史可以是一切有关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可以体现在论及经济问题的各种典籍文献中，甚至反映在古代其他各种历史和文化作品之中。 与政治经济学史和经济学说史相区别的是，经济思想史还包含有对未成系统的经济学说的研究。这种未成系统的经济思想，不仅存在于所谓的“初期经济思想”中，而且存在于经济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经济思想史呈现的就是经济思想从未成系统到成系统的发展过程，这应该是经济思想史过程的常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思想史是一个各种说法汇聚的大杂烩，那些未成系统的经济思想能否进入经济思想史，这一判断本身就体现出了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学术眼界和学术底蕴。 颜鹏飞：实际上，经济思想史既是一部经济学上的思想史，也是古今思想巨匠和理论大师之间的对话，是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交集，是政治、哲学、数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融合。因此，经济思想史也是一部涵盖多学科的“综合史”。从世界文明史这一大视域来看，经济思想史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是东学西鉴或西学东渐的相互交替，集中地体现了东西方文明互相交流过程中的规律性的现象。 主持人：《新编经济思想史》最显著的特色，在于主张对外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做出综合研究。为何要对这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做出这样的学术定位？ 顾海良：《新编经济思想史》所指的“经济思想史”，包含有经济思想的综合研究，具有真正的“通史”的意义。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史或经济学说史的各类著述，阐释的实际都是外国经济思想史。除非专门标明是“中国”的经济思想史，一旦论及经济思想史，似乎就约定俗成地认为是指外国经济思想史，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不包括在其中。 颜鹏飞：为了扭转这一格局，我们试图在《新编经济思想史》中打通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之间的学术限界，谈古论今，贯通中西，突破这三者之间的学术阻隔，拓宽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达中外之情，通古今之变，从而全方位地探寻经济思想史演进的规律。 《新编经济思想史》共有11卷，以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开篇而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当代发展收篇。这有助于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挖掘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从西方经济学史中挖掘国外经济科学的资源，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及创新。 顾海良：显然，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经济思想史当然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是经济思想史的本意所决定的，排除中国经济思想史在外的经济思想史显然是不完整的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思想史当然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还是由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丰富思想内容和辉煌思想菁华所决定的，缺少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经济思想史显然是不全面的经济思想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