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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马克思一直被看作是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史家，马克思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有什么学术价值和思想启示？ 竹永进：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是从经济思想史开始的。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在对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议题——“价值与分配理论”的研究中，克服古典经济学的不足，建构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体系。在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同时的经济学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本，一是用法语写成的《哲学的贫困》，一是《雇佣劳动和资本》。在其中，马克思几乎全部采用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李嘉图的理论，仿佛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代表了自己的观点。在之后特别是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定居伦敦，有机会研究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大量经济思想史文献，并摘录了数量庞大的笔记，在此基础上，对古典经济学做出了系统批判，进而创立了马克思经济学体系。 顾海良：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在实现经济学的科学革命中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史观。在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马克思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他关于经济思想史的主题、方法和形式等基本观点，构成了博大精深的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做出的这一判断，对经济思想史研究有重要启示。依据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经济社会发展是经济思想产生的根源，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经济思想历史生成和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前提；经济思想自身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要素和根本内涵；经济思想史作为社会思想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思想的“精神生产”的演进是经济思想史演进的重要因素。 唯物史观创立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提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就必然“自问”：“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根本原则有了全新的看法，也对经济思想史上的“宿命论”学派、“人道学派”和归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的“各种学派”作了初步探析，提出了“古典学派”的概念。 主持人：如何理解经济思想史发展阶段和阐释形式问题？对此一直存在不同见解，你们有哪些新的理解？ 颜鹏飞：经济思想史嬗变、演进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很长一个时期，经济思想史著述基本上陷于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的学术范式。我们力图借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史》论述”的思路，按照三大线索，即“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变迁—经济体制和重大经济政策变化—人类思想文化和历史”的发展线索，划分基本的经济思想阶段。从主流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制度变迁、体制演进、政策变化和人类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的大视域和多元视角，透过社会经济运行进程来考察经济思想史的规律。 顾海良：《新编经济思想史》力求从经济思想的演进与制度变迁和体制演变之间相互影响的视角，也就是透过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相互作用，以及两者与经济思想的相互影响上，突破以往大多就经济思想演变单一线索编写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对经济思想史作出了新的研究。《新编经济思想史》以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进为主线，重点研究1640年以来中外经济学的进展和经济思想的变迁，并着力体现中国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科学价值和学术地位，这使它成为了一部论述、评价经济思想史变迁的“综合思想史”，是一部体现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交汇的、体现西方经济学史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交汇的、体现中国经济思想史与外国经济思想史交汇的经济思想史的“长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