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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人们常说历史是现实的，经济思想的历史研究肯定也有强烈的现实关照。在撰写《新编经济思想史》时，是否考虑过它与当下中国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颜鹏飞：《新编经济思想史》用中国经济学的话语论述、评价经济思想史的变迁，重点研究17世纪40年代以来中外经济学的进展和经济学人思潮的变迁，着力体现中国经济思想的价值。如果说，西方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有美欧中心主义情结，毋庸置疑，《新编经济思想史》有鲜明的中国情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与中国国情息息相关，除了解读和总结经济思想史演化的一般性规律，也该注重解读和总结基于不同国家国情的经济思想发展道路和演变规律的特殊性或多样性。 顾海良：如托马斯·库恩所言：“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轶事或年表堆砌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当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同之前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联结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国现当代经济思想史凸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形成了经济思想史的中国学派。 颜鹏飞：结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经济实践进行经济思想史的探讨，还有助于从思想源头上涤荡历史虚无主义，有助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更为深入地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中产生更为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新编经济思想史》从选题到出版，历经十多年，各卷主编均来自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最强的高校，你们通力合作，十年磨一剑，未来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上还有什么新的期待？ 顾海良：编撰一部涵盖中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在内的，能够呈现经济思想史整体面貌，且具有中国学者学术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史，是各卷主编们的学术追求和夙愿。从2007年开始，在经济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经济思想史“长卷”以《新编经济思想史》的名称开始进入实质性的编撰过程。十余年过去了，编撰虽然完成，但是《新编经济思想史》没有给经济思想史研究画上句号，相反，只是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平台和基础。 竹永进：在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氛围下，经济思想史的原始经典文本（比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等的文本）的研究，总体上在不断被削弱。然而，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学中出现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开始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提出质疑。与此同时，这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回到”经济学的“原始资源”。2017年是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200周年，以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期望在这一特殊时候能出现研究这些最重要经典文献的“复兴”。在对经济思想史的反思中，重新思考真实的世界经济。 颜鹏飞：20世纪下半叶至今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世界正处在历史转折或转型的重要时刻。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也具有不同的时代主题。经济思想史要加强对世纪之交西方当代经济思想的本来面目及其发展脉络、规律和特征的研究。20世纪最后30年以降，当代西方经济理论、思潮和流派呈现两大特征：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处于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之中；二是主流派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长期并存的多元化趋势方兴未艾。当代主流派经济学的垄断地位，正受到一种新的多元主义潮流的冲击，经济学理论再一次变革的预兆初露。这些无疑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的资源。 顾海良：在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中，绝不能缺失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发展为理论主题和基本理念的，从经济思想史研究上可以看到，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之际，正值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历史转折之时，《论十大关系》讲话实际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开创之作。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的“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社会发展规律”的原则，“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的思想，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方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主题和理念作出的最初阐释。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以“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一些朴实的话语和坚定的信心，从思想理念和政治意识上阐明了发展的深刻内涵。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进一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思想。从经济思想史来看，习近平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理念，赋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以更为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涵，赋予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意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