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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辽太郎史观”为侵略“摘帽” 除此之外，促使战后不少日本人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亦然）不但不存罪恶感，甚至还引以为豪的，是受到“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近现代史长篇小说的影响。 在饱尝战后初期战败国痛苦，日本官方无奈倡议“一亿总忏悔”，国民对军国时代感情极其复杂，充满悲观、彷徨与不安的年代里，司马辽太郎的长篇历史小说据说唤起了不少日本国民对“日本人”的自信与活力，司马之所以被称为“国民作家”，原因据称也在这里。 然而，对于司马的历史小说，不少日本有识之士发现，其中有很多内容出自他个人的杜撰与臆测，含有强烈的舆论诱导意图，他们称之为“司马辽太郎史观”。 所谓“司马辽太郎史观”有几个明显特征：其一是将明治史和后来的昭和史完全剥开，将明治史断定为“光明的年代”，昭和史则为“黑暗的年代”；其二是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定位为日本被迫而战的“祖国防卫战争”，并强调这两场战争都是“公平的战争”；其三是认为日本之变质，是在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罗斯之后。换句话说，明治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并非一无是处，也并非都是“愚蠢”与“无谋”之战，至少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年代，日本人的民族主义精神是“健康的”，是值得引以为豪的。 正是在否定“光明的明治”时期扩张路线与“黑暗的昭和”时代军国路线存有连续性的手法中，司马试图通过否定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侵略性”来为明治时期的扩张政策辩护。积极主张行使集体自卫权和修宪的右翼喉舌《产经新闻》之所以多次高调策划、连载司马的长篇小说《坂上之云》，显然是有这方面特殊用意的。 “东南亚侵略微妙论”为军国“减罪”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舆论界在参与否定明治百年来的侵略史时，除了有如司马那样的“国民作家”通过虚虚实实的“历史小说”巧妙手法，替明治政府“先贤”摘掉发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两顶侵略帽之外，另一个手法就是利用太平洋战争的复杂性，否定太平洋战争为“侵略战争”。持此论者还包括一部分被喻为“开明”与“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如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 竹内是日本亚细亚主义的阐释者和研究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曾经是积极反对安保条约的知名人士，但对于他在1941年12月8日公开发表支持“大东亚战争”的声明，竹内始终不认为有错。在战后总结日本的战争责任时，他曾这样写道：“日本进行的战争，既是侵略战争，但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因此，日本人对于侵略战争是负有责任的，但对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间的战争这一部分，就不能只是单方要日本负责。” 换句话说，竹内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予以区分。前者日本负有战争责任，后者则不能单单责怪日本。 在这里，竹内好显然是忽视了在日本军政三年零八个月期间受尽日本残暴统治的东南亚各地人民之存在与感受。因为，在竹内眼中，只有后进的大日本帝国与先进的欧美帝国两者之间争夺的殖民地；两者为争夺殖民地而大动干戈，可以说是半斤八两，说不清谁是与谁非。 战后以“良心派”姿态出现的学者竹内之流尚且持有如此这般的态度，一向处心积虑要为修宪派兵制造舆论的自民党政客之伺机公然反对“东南亚侵略论”，自不待言。 1994年10月24日，时任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发表了“东南亚侵略战争微妙论”。他表示，对于中国可以说是“侵略行为”，对于朝鲜半岛也可以称之为“殖民地支配”，但对于东南亚算不算侵略，他认为“很微妙”。为什么“微妙”呢？因为东南亚当时是欧美的殖民地，这场战争的对手是美国、英国和荷兰等。 针对桥本这番大胆的谈话，当时日本国内外的舆论界为之哗然，但在当局极力向中韩解释此谈话并未“针对中韩”，以及时任首相村山富市的极力掩护下，风波遂告平息，桥本遂成为战后否定侵略战争而不必引咎辞职的首名日本大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否定明治时代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侵略性，和对日本侵略东南亚提出质疑，从表面上看似乎互不相干，但仔细分析，却有着相互呼应的内在联系。说得确切些，在为大日本帝国对外侵略史缩短时间段的问题上，两者发挥了异曲同工之妙。 明乎此，人们在回顾和总结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时，就不能仅仅着眼于明治维新政府与清政府谁“强”谁“弱”或者过于热衷比较双方“近代化”与“非近代化”的差距。亚洲国家还得同时留意日本百年来对外战略基本思维的变与不变，并作好应对的方策。 从东南亚的角度来看，今日“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也许还得发出明确的信息，以示中国的“富国梦”和“强军梦”，和明治的“富国强兵”路线有何本质上的差异。一句话，如何全面认识与评价明治维新，关乎亚洲人对甲午战争乃至二战纪念之基本态度与意义。（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卓南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