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甲午之年。回顾120年前那场历时八个多月的中日战争，以及随后半世纪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悲惨历史，绝不能简单表达激愤，而应伴以理性的深层次思考，将历史灾祸作为现实启迪。 落后就要挨打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与日本曾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有着同样的挑战和机遇。19世纪中叶的中国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打破国门出现严重民族危机，此时日本也遭遇美、英、俄的入侵和军事威胁。日本却依附西方并挤入其行列，以侵略战争方式打压周围邻国，按其国内的“启蒙之父”福泽渝吉所鼓吹的那样“脱亚入欧”。如今，福泽渝吉的头像仍印在日本面值最大的1万日元的钞票上，表现自明治时代至今天的日本，虽其口喊“同文同种”、“大东亚共存共荣”，心中却以西方白种人自居，只是那张黄皮肤无法改变，由此被人斥责为黄皮白心的“香蕉帝国主义”。 当年中日两国理念的差异，使双方走向一强一弱的道路。回想2000年夏天，笔者作为赴日的中国军队代表，曾来到其最大军港横须贺南面的九十九里滨，考察了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登陆地。这里建立了一座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揭幕的“开国纪念碑”。碑文认为强手入侵本国是给自己带来追赶强手的契机，笔者深感此点正是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惊、可警之处！ 笔者曾参观过广东虎门的纪念馆，里面强调是“入侵”和“抵抗”，但我却总感到缺少了另一方面的内容。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日本的大门时，日本以维新变法和挤入列强阵营的方式，避开破坏而抓住了建设机会。中国清王朝挨了英、法痛打仍坚持“祖宗之法”，建立新式海军并为陆军装备新武器等于向枯树上嫁接新枝，洋务运动三十年间没抓住建设的机遇，随之便遭受更大的破坏。 1894年甲午之战开始时，清王朝在日本面前已是一个腐朽的纸老虎，在国家的近代经济成分和军队的战术、技术都处于绝对劣势。此时日本铁路长度达3500公里，中国只有470公里；日本轮船总吨位16万吨，中国仅有2万吨。日本政府年财政收入虽然只有7000万日元（折合5000万两白银），只相当清廷的三分之二，开战后几个月就能靠政府积蓄、发公债和民间捐献等方式筹到2.2亿日元（合1.5亿两白银）战费。清朝因财政收入大都用于养活寄生阶层，开战后仅筹集到4000万两作战费用。此刻双方“硬实力”的对比已是日强中弱，在“软实力”方面的差距更悬殊，这决定了清军在陆、海两个方面都一败涂地。日军在战争中付出的损失极小，战死仅1500人，勒索到的赔款和战时掠夺的物资扣除战时消耗还净赚了2亿两银子。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捞到了靠扩张崛起的“第一桶金”，也从此走上侵略之路，直至50年后战败被迫吐出了此间抢夺的赃物，最终在废墟上抛下7000万饥饿的国民。中国在甲午战争后沦入更深重的半殖民地深渊，列强争相参与瓜分，一时山河破碎几近亡国，名符其实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过这也催唤起国人从此走上变法、革命和进行抗日的民族解放之路。 沉梦醒自甲午 甲午耻、屠城恨，百多年来的中华思之心头总在作痛。不过人们也应看到，在近代史上日本给中国带来最大伤害，也带来最大觉醒。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总结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960年6月，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也说过：“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 甲午战争之前，国人大多还迷信于“同治中兴”，对中法战争期间大败的不光彩之事尽力回避，只将边境一场小胜宣传为“镇南关大捷”而自我陶醉。少数头脑清醒者如郑观应写《盛世危言》，前提还是承认清朝仍是“盛世”，其实此时中国不仅同西方的差距继续拉大，近代化进程也日益落在日本之后。 1890年日本军官全部实行军校培训并消除了士兵的文盲，此刻中国士兵绝大多数还目不识丁。清王朝及军队多数军官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昏聩和战法拙劣，既是政治、军事体制的原因，也是封建性的愚昧军队对抗近代化军队时必然出现的结果。 一个人从自己的影子上最容易看到自身缺陷，日本作为历史上中华文化的附庸而恰恰相当于中国的影子，华夏儿女通过甲午之败恰好直观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此战败后，中国人才心悦诚服地向外学习，而且首先向日本学习。20世纪初，中国掀起第一次出国留学潮，主要目的地又是东洋，其中包括国民党多数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许多留日学生不仅学到新思想并在回国后成为救亡先锋，日语还成为现代汉语引进外来词汇的主要渠道，中国的变法、革命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又是以日本为坐标开始进行。 以敌为师，以强手为师，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多少年来，国人不断申诉日本侵略的暴行，这对教育后人自然必要，却不应只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而需要从中日两国社会进程加以深入研究，革新自强，中华民族才能走向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