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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已过去120年，从战败的那一天起，中国的有识之士就从未停止对它的反思，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事等各个层面分析总结，希图从中找到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在此，从历史文化层面，对之进行一点反思。 中国海陆战败原因 甲午战后，有人在《军学》杂志上著文指出：“战争之胜败，纯以学术优劣为标准。我国昔时筑垒购舰，固不遗余力，然运用纯物质之学术，未能深于研究，故船垒虽称坚固，而深通学术之将帅竟乏其人。夫物质恃学术运用而始有效果者也。”这里说的“学术”，主要指科技原理方面的文化知识，“纯物质之学术”是指枪炮船舰之类军事武器，意思是说尽管拥有这些军事武器，但如果没有懂得和掌握这些军事武器理论和技能，即没有军事文化知识，也还是不行的。 从甲午中日战争前中日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未必注定要失败。甲午战争爆发后，当时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日本情见势绌中国宜乘机制胜》的评论，认为中国理顺师直，正义在握，并且地大物博，人多兵众，而日本理逆师曲，失道寡助，加上地狭物匮，兵少饷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完全可以“以大制小，以顺制逆”，打败日本。这篇评论有一定道理。就军事而言，当时中国陆军有马步兵90多万，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的战争，参加过中法战争，在镇南关战役、守卫台湾战役中，有与敌交锋的经验。不足的是，甲午战前十年中，基本缺乏新式训练。日本陆军现役不足10万人，预备役25万，虽训练有素，但未经战阵。海军方面，中国的北洋舰队为当时东亚第一舰队。其中“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均为7500吨，被日本视为最大威胁。所谓“日本之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海军训练、素质，中日差距不大。所以，就陆、海军力和武器方面相较，中国未必不能打败日本。但残酷的事实是，中国海、陆皆败，而且败得很惨。 有人说，甲午战败，是因为中国的军队没有近代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该批评没有错，问题是军队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我们首先要了解研究对象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接近历史真实。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是一个由满族权贵建立的、还处于中世纪落后状态、而且日趋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清军入关，曾大肆杀戮汉族人民，对各族人民实行残暴的种族统治，种族矛盾很深。以秘密会党为形式的反清斗争绵延历久，几与清朝相始终。就在甲午战前十年，清政府刚刚镇压了大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等起义。在这种“防民甚于防寇”的统治背景下，统治者不可能对民众进行战争动员，不可能对民众进行国防教育，朝廷如此腐朽，民众不会为它而战，为它牺牲，根本不可能有抗敌御侮、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所以，一经与敌交战，少有舍身拼命的。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先是出动淮军，继而增调湘军，但无论是淮军，还是湘军，因为安闲太久，“将佚兵疲”，士兵“不习劳苦”，早无战志。军队无杀敌报国的信念，非但不会去与敌人拼死作战，甚而扰乱社会。卫汝贵统兵入朝作战，所部不少士兵身背马枪、鸟枪、鸦片枪，被人戏称“三枪”军队，纪律败坏，沿途烧杀淫掠，引起公愤。李鸿章闻之，打电报给卫氏，要他约束部队，为其（指李鸿章）“留些颜面”。军纪如此败坏，焉有不败？1894年11月27日，李鸿章在给丁汝昌、戴宗骞等威海陆海军将领的电报中称：“半载以来，淮将守〔炮〕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矣。”自战火延烧到东北境内，清廷又从各省临时招募，辽东战场最多时达到200多营,10多万人。给养、管理、指挥分属十多个不同的系统，互不统属，各自为政，也互不援救。海城之战，清军以10倍于敌之兵力围攻海城6000日军，五战五败，未能攻下，原因就是无统一指挥，各路统兵大员位埒势均，互不相属。这些新招募的大多是不识字的农民，其中不乏游民，与其说是兵，倒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素质极差，甚有抗命不从的。因仓促编练，枪炮非所习，一经战阵，“见敌即溃”，“望风而逃”。且每次溃退，尽弃军实。据日方统计，日军在牙山、平壤、九连城、凤凰城、金州、大连湾、旅顺口等地一共缴获大炮607门、枪7384支，炮弹267万余发，子弹7745万发之多。其后在牛庄、营口、威海卫、澎湖等地，清军遗弃的大炮达数百门，枪弹不计其数。李鸿章哀叹：“淮军部队遗弃大炮，令我寒心，再发再弃，当如之何？”大批武器弹药的遗弃，不仅削弱了自己装备的总实力，而且反过来大大加强了日军的装备。旅顺口之战，日军以缴获的卫汝贵部快炮，“登山俯击”清军炮台。田庄台之战，日军用盖平、海城清军所遗弃的数百门大炮，列阵辽河南岸，轰击清军。士兵素质如此低下，加速了清军的战败。 有人说，甲午战败与中国将帅缺乏近代军事文化素养有关。这一说法也不可否认。清军素质固然差，但当时清军军事统帅和领兵打仗的将领的军事文化素养也好不了多少。纵观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无论是领导这场战争的最高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大臣、兵部尚书和侍郎，还是各路统兵大员，都是不懂近代军事、缺乏近代军事文化知识和修养的人。军机大臣是清一色进士出身，督办军务大臣、兵部尚书、侍郎不是进士、举人，就是满蒙出身,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这些人不用说从未出过国，了解中外大势了，甚至连近代军事著作都未读过。由他们指挥战争，结果可想而知。战争爆发后，军机大臣中分为主战、主和两种不同意见，正如《申报》上的一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主战者“多为矜节气者”，以翁同龢、李鸿藻为代表；主和者“多为老成持重者”，以孙毓汶、徐用仪为代表，其他为中间派。平壤之战、黄海海战后，慈禧转向主和，要翁同龢前往天津见李鸿章，探询俄国态度。翁氏当着太后面表示：“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这是为最典型的例子。主战派要抗击日本侵略，表示不能示弱，但他门对于“敌势军情，暮焉不识”，而负责实际军事的李鸿章却“主和避战”，先后挽请英、俄出面调停。待到调停不成，方才仓促备战，对于开战，既无把握，更无决心。英国公使欧格讷直言告诉总理衙门大臣：“日本所志甚大，不在赔款，各国私议，至少须二千千万元，犹不能保无他索。中国果能致死，则将倭打入海去，更无他法。”甚至还说：“中国喜事〔指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似可不办，何暇更及筵宴事耶？”“倭布置已好，中竟是瞎子。”话虽尖刻，但点到了要害。1894年春，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筹备活动正处于热火天之时，内外臣僚正准备进献以邀宠幸，日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深知中国不会有战争准备和交战决心，以为机会可乘，遂借朝鲜民变一事，挑起战争。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发动这场战争，已谋划了十多年，当然不会轻意接受清政府的求和。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当时对日本执意要同中国决一死战，全然不知。当初李鸿章说过，今日办海防，练海军，“旨在防日”。可是，他到马关议和时，与伊藤博文首次见面时却说“中国素未准备与人交战”，可见他说的“防日”是有名无实，从来就没有做过防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应有准备。身为国家大员，朝廷倚为柱石，天下亿万生灵安危所系，竟将国防置于如此地步，令人震惊！与龚自珍同时代的清代诗人王昙在《咏汉武帝》诗中写得好：“和议终非中国计，雄兵方逞帝王才。”无战守的和，最终只能是败降。日本早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要对中国发动战争，还谈什么“和议”，只有“雄兵”，建立强大的国防，与之血战到底，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李鸿章的作为真可为千古殷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