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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促进觉醒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惊，“今日报传割台湾，神州赤县同一哭”。革命老人吴玉章在回忆录中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的家乡〔四川荣县〕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这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这段回忆代表了当时许多青年对战败的悲愤之情和对国家未来前途命运担忧的心理感受。战败促进了民族的觉醒。人们开始从思想文化层面进行深刻反思，并提出相应的补救举措。康有为认为甲午战败，不是败在“炮械军兵”，而是败在文化。他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八股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只要有其中一害，就可以使国家变弱而亡。举朝六部九卿，“无一能任事变者”，问题出在八股上。大小官吏，为了升官，心思所注，全在诗艺八股。认为日本取胜“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是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所致。“日本之骤强，由兴学致极盛。”中国要避免危亡，必须从文化下手。改科举、废八股，兴学校，开民智、育人才。梁启起也认为甲午之败，败在愚民：中国人口虽号称四亿，未为少也，“然而妇女不读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则去其十之八、九矣。”而剩下之一、二者，“苫毕咿咿于《四书》《五经》”，与教无与，与国家安危无与。“徒令民不识不知，无才无用，国焉有不败乎？！”康、梁从思想文化教育入手的反思，直接促成了稍后的维新变法运动。 甲午战争中国海、陆虽都败绩，但在局部地区、个别战役，以及当时一些有关如何御敌作战的言论主张仍具有一定的价值。一些战略战术也并非不成功。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后，侵犯凤凰城一带，依克唐阿率部在收复宽甸、聂士成率部在收复摩天岭、连山关战斗中，采用“避众击寡”、“主动出击”、“前后夹击”等积极主动的防御方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得敌人损兵折将，先后收复宽甸、长甸等城，守卫了辽阳以东，直至鸭绿江边的广大地区。日本随军记者写道：“敌军似不使用其惯用的防御手段，而以攻势的姿态前进，真是奇中又奇。”这颇有点像现代游击战争的战术了。光绪帝虽颁诏嘉奖，但未将此一有效的作战方式在全军中加以推广。又如辽阳知州徐庆璋，广泛发动民众，组织民团，抗击日军。全境“周围七、八百里，无民不团”，有力配合了官军作战。日本海军围攻威海卫时，有意思的是，两个美国人毛遂自荐，力言可用烟幕法御敌，即利用在海上散布烟雾，再配之鱼雷快艇和军舰，攻击敌舰。但这一战术，清廷最终也未采纳。日军入侵东北后不久，时值严冬，有官员建议利用天寒地冻，敌人行军、给养困难，采用持久战来打击敌人。袁昶在一份奏折中说：“倭人外强中干，国债山积，彼亦何能持久？！”“倭人素性剽悍，利在速战，彼内筹饷糈，亦甚易匮，不能持久。”甚至提出主动放弃一些地方，诱敌深入、歼灭敌人的主张，即“窃思兵法，善弃者乃能驭，地有所不守，城有所不攻”。当时甚至有人提议“挖地营”，同敌人开展地道战等。可惜这些有价值的建言和献策以及成功的作战经验，甲午战后并未能很好地加以总结。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尤其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领导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游击战、持久战、地道战等战争思想才逐渐上升为系统的军事理论，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文化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在对战争的反思中，人们从失败的惨痛中还隐约地看到中国社会制度的缺失。1981年笔者参加盛宣怀档案资料整理时，看到“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等人战后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资料，曹氏说：“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以尽仿，所以难以操胜算也。”从军事惨败的背后，看到了封建君主专制的落后。告诉人们：虽有近代化海军，但如果没有相配套的管理制度，我们还不能“以操胜算”。此后，中经戊戌变法，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开始编练新军，开办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培养军事指挥人才。随着科举的废除，文人从军、知识分子军人化，成为晚清社会的一股风气。但人们更多的是开始把目光聚焦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孙中山等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开始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