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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掀起了在中国新疆考察的高潮，黄沙掩埋下的文物一一现世。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人在中国所获的文物，被奉为珍宝，在西方社会引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轰动。中亚历史语言的研究，也由此得以蓬勃发展。而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学者，不甘心落后于西方学者的步伐，他们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勇敢地踏上了新疆考察的征程。黄文弼便是中国新疆考古的开拓者，他的四次新疆考察活动，开创了新疆考古与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然而，黄文弼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他一个人奋斗的结果，在他的背后是当时中国学界对于西北考察事业的支持。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胡适，与黄文弼以及西北科学考察团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因着胡适与黄文弼两个代表人物，我们可以找到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与方兴未艾的中国新疆考古之间的契合点。借助黄文弼与胡适的往来书信和胡适日记，我们得以开启那一段尘封的记忆。 黄文弼与胡适的早年交往 黄文弼最初与胡适的相识便是在北京大学。1917年，胡适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而此时黄文弼尚在北京大学哲学门读书。于是黄文弼便成为了胡适的学生，虽然二人仅相差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黄文弼则生于1893年）。胡适也确实是给黄文弼上过课，据1917年的《北京大学日刊》所载，胡适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设了名为“中国古代名学钩沉”的研究科目，当时名字尚为“黄芬”的黄文弼选修了这一科目。二人可谓名正言顺的师生。在我们现在看到的9封黄文弼致胡适书信中，全部是以“学生黄文弼”自称，这一师生名分也一直保持了下去。1918年黄文弼毕业后，留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工作。胡适也一直在北大任教，直到1926年才出国游历。二人又有很长的一段共事经历。他们在1924年便曾一起照过一张珍贵的北大国学门同仁合影。 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使胡适名重一时。积极倡导白话文的胡适，实际上对中国古代哲学史也有很深的研究。或许是受了胡适的影响，在参加西北科学考察之前的这一段岁月里，黄文弼一度热衷于研究宋明理学，1920年他就出版了《二程子哲学方法论》一书。胡适在1922年2月12日的日记中记道：“黄文弼君送我一部罗钦顺的《困知记》，嘉庆四年补乾隆二十一年翻明板刻的。黄君有志搜罗陆、王一派的遗书，已收得《王心斋集》与莫晋刻的《王龙溪集》。他今天来借我的明版《王龙溪集》去校勘一次。”借胡适的话语，我们得以了解黄文弼当年注重搜集宋明理学著作、尤其是“陆、王一派的遗书”的志趣，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其对宋明理学的关注，亦能发现其对古籍版本的兴趣。2012年，黄文弼后人将其珍藏之图书文献捐赠予新疆师范大学，世人得以一睹其藏书之面貌。想来黄先生的藏书正如这段文字所述，是当年有计划地搜罗积累而来。实际上，在1922年2月9日，胡适刚刚买到了这本万历版的《王龙溪集》，12日即被黄文弼借去。黄文弼搜集陆、王遗书的事，可以说是正对了胡适的路数。 1922年3月，胡适出任新创立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主编。胡适对《国学季刊》非常重视，他在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撰写的《发刊宣言》，阐述其对国学研究的认识，影响颇大。而黄文弼亦曾帮助胡适编辑过《国学季刊》。黄文弼在1923年3月14日写信给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4页），向其呈送了单不庵先生《跋补钞文澜阁书六种》、金梁《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两篇文章。他又在4月3日的信中（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5页）向胡适呈送了容庚《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考释》一文。两封信中提到的论文，单不庵的文章发表于《国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7月），容庚的文章发表于《国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0月）。这三篇论文，应当便是投稿给《国学季刊》的稿件。第一封信中提到的“沈先生”，很可能就是当时任国学门主任、《国学季刊》编委的沈兼士。黄文弼当时虽然没有名列编辑之中，但还是参与组织抄写、收送《国学季刊》的投稿稿件，实际上是承担了一部分编辑的工作，给胡适提供了不少帮助。 1926年中日考古学界结成东方考古协会，于6月30日在北大召开第一次总会暨成立大会，胡适在会上讲演。当日的讲演稿便是由黄文弼负责请学生录出。黄文弼7月9日写信给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6页），呈送他请陈仲益录出的讲演稿，请胡适修改。胡适在发表完这次讲演后不久，就起程赴英国访问去了。可以说，在北大共事的这一段岁月里，黄文弼就已经与胡适有了很多的交往经历。 (责任编辑：admin) |